飛越杜鵑窩

得獎紀錄：得獎記錄：
●《時代雜誌》：百大英文小說
●紐約公共圖書館：世紀之書
●《衛報》：人生必讀的小說
●熱望心靈書評：二十世紀百大好書」

名人推薦：推薦序：飛在台灣眾生的肉體旁／紀大偉
　　我們回顧文學史、電影史上的經典與傳奇，常常就像參觀博物館內的收藏品。這些經典、傳奇收藏品滯留在遙遠的時空，跟我們保持安全距離；在讚嘆之後，我們不可免俗走進附設紀念品店，彷佛只要買張呈現收藏品的明信片，就可以把博物館經驗帶回家，心滿意足。
　　這種朝拜博物館收藏品的儀式已經成為習慣，但我們不妨思索：面對...

他們就在那裡。

穿著白色制服的黑人男孩，就在大廳裡當著我的面幹著淫穢的勾當，在我撞見時卻又馬上收手，整理好了衣服。

我走出宿舍時，他們正在拖地板；這三個人整天都繃著一張臉、憤世嫉俗，痛恨著漫漫長日、周遭所在、以及身旁共事的人們。這種苗頭不對的時候，最好還是別讓他們看到我。我沿著牆壁慢慢移動，如落在帆布鞋上的塵土般一聲不響。但他們對我的恐懼彷彿有特殊的偵測裝備，三個人幾乎是同時地全都抬起頭來看著我，黑色臉龐上的眼睛，就像老式收音機裡面的真空管一樣閃著光芒。

「酋長來了。各位，偉大的酋長來啦。布魯（Broom）酋長。把這拿去，布魯酋長……」

我手裡緊握著拖把，往他們指定我今天要清掃的地方走去。其中一個用掃把柄猛打我的後腿，趕我過去。

「嘿，瞧瞧你那副德性，塊頭那麼大，倒是乖得跟小娃娃一樣。」

他們笑著，接著我聽到他們在我身後交頭接耳。彷彿發自黑色機器的聲音，高聲嘟嚷著憤恨、死亡、醫院裡的秘密，毫不在乎我就在一旁，因為他們以為我又聾又啞。每個人都這麼以為。我小心翼翼地騙他們，果然騙得很到家。這麼多年來，我身上一半的印地安血統倒是讓我在這齷齪的世界裡能保持小心謹慎，給了我莫大助益。

我拖地拖到病房門口時，另一端傳來鑰匙的聲音，我聽到那輕巧、敏捷而熟悉的轉動開門聲，就知道那是大護士來了。她一閃而入，帶進一股冷風，隨即鎖上了身後的門。我看到她那放在門鎖把手上的手指，指尖塗著和她嘴唇一樣的顏色——奇怪的橘紅。就像焊接棒的尖端一樣。假如她碰你的話，感覺不出是冷還是熱的一種的顏色。

她手上提著一個柳條編織的包包，就像翁卡（Umpqua）族在八月炙熱公路沿線販賣的那種，形狀像個有一隻麻編把手的工具箱。從我到這裡以後，這些年她都一直提著這個包包。柳條編織得很鬆，我可以看到裡面裝了些甚麼。沒有粉餅、唇膏這類女人常帶的東西，而是成千上百種她日常工作所需的各種零零碎碎——各式各樣擦得閃閃發亮的金屬小工具、像陶瓷般發亮的小藥丸、針、鑷子鉗子、幾捲銅線……

　　她走過我身旁時，對我淺淺地點了個頭。我用拖把把自己擠到牆邊，對她笑了笑，儘量擋住自己的視線，不要讓她看到我的眼睛。假如你閉上眼睛的話，就沒有人搞得清楚你心裡在想甚麼了。

　　我閉著眼，卻可以聽到她在大廳中經過我身旁時，橡皮鞋跟敲在磁磚上，還有柳編包裡的東西搖來晃去的聲音。她走路一板一眼的。我睜開眼睛時，她已走過大廳，準備轉彎進入護理站。她整天都坐在那裡面，看著窗外的休息室，紀錄著一天作息的情形。想到這裡，她便面露喜色，覺得和平靜謐。

　　然後……她看看那些黑人男孩。他們還是聚在一起，鬼扯個不停，根本沒聽到她走進來的聲音。等他們發現她在看他們時，已經來不及了。他們早知道，在她值日時，他們最好別在那裡成群結隊、高談闊論，臉因此漲得通紅。她往前衝了幾步，把那三個黑人男孩逼到走廊盡頭，她早就知道他們在講些甚麼。我看得出她怒從中來，完全失去了控制，怒氣沖天，彷彿可以把這些黑人男孩撕成碎片。她好像膨脹了起來，身體似乎會撐破白色制服，手臂伸得長長的，長到彷彿可以把那三個傢伙纏上五六圈。她看了四周一圈，臉部似笑非笑地抽動一下，除了布魯•布隆登（Broom Bromden）這個有一半印地安血統、躲在拖把後面，又無法幫她出聲求救的傢伙外，沒人看到這一切。所以，她真的豁出去了，收起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開始破口大罵。她愈罵愈兇，跟曳引機一樣大聲。大聲到就像是一部負擔過重的引擎，裡面的機器發出哀嚎一樣。我屏住氣息盤算了一下，天啊，這次他們真的要幹上了！這回，怨氣真的衝天，在他們搞清楚自己在幹嘛之前就會爆發，肯定會兩敗俱傷！

　　但就在她伸手要抓他們時，那幾個黑人男孩也拿起拖把反擊，用拖把柄往她下身戳去，所有病人也從房間裡跑出來看熱鬧，她趕緊停下來，唯恐被大家看出她的廬山真面目。就在人們揉著眼睛，還搞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她已經恢復了冷靜，帶著冷酷的微笑訓斥那些黑人男孩，叫他們在忙碌的周一早晨，不要聚在一起聊天打屁，因為一星期開始的第一天都是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討厭的周一早晨，你們懂的，孩子們……」

　　「是的，拉契小姐（Miz Ratched）……」

　　「今天早上我們有很多預定事項，所以如果你們圍在一起聊的事情不是太緊急的話……」

　　「是的，拉契小姐……」

　　她停下來對一些站在旁邊，用紅腫惺忪的睡眼瞪著看的病人點點頭。她對每一個人只點一次頭。姿勢精確地像機械一般。她的臉十分平滑，是經過精密的計算而嚴謹製造出來的產物，就像是個昂貴的洋娃娃，皮膚彷彿是肉色的瓷釉，混合了白色和乳色，嬰兒藍的眼睛，小鼻子，粉紅色的小鼻孔——每一樣都很和諧，除了她嘴唇和手指甲的顏色，還有她胸部的尺寸。製作的過程中，不知為何出了點錯誤，把這些巨大的、女性化的乳房放到了本來很完美的一件作品上；你可以看得出她對這點感到多麼痛苦。

　　病人們還是站在那裡，等著看她打算對這些黑人男孩怎麼樣，結果她忽然想起來剛剛看到過我，於是她說，「既然今天是星期一，孩子們，為什麼我們不讓這一週有個好的開始，在早餐之後、修臉室太過忙碌之前，讓可憐的布隆登先生今天第一個刮鬍子，看看我們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一些──呃──他一向喜歡引起的騷動，你們覺得怎麼樣？」

　　在沒有任何人發現我以前，我偷偷溜進了拖把間裡，緊緊地把自己關在黑暗之中，屏住了呼吸。在吃早餐之前刮鬍子，是最糟糕不過的事。肚子裡面有食物墊底時，會變得比較強壯，也比較清醒，為「聯合體」工作的那些混蛋，比較沒辦法輕輕鬆鬆地把某個機器代替電動刮鬍刀，放進你的腦袋裡。但是假如你在早餐之前刮鬍子，就像她在某些早上讓我做的那樣——早上六點半，呆在一個牆壁純白、充滿白色瓷盆的房間裡，天花板上的長管日光燈白晃晃的，確保房間裡沒有任何一點陰暗的影子，被綁在你周圍的臉孔，都在鏡子裡尖叫——這樣還有什麼機會可以抵抗他們的任何機器呢？

　　我藏在拖把間裡傾聽，心臟在黑暗之中激烈地跳動著，我試著讓自己不要害怕，儘量把思緒轉到其它地方去——努力回想過去，想起村莊和遼闊的哥倫比亞河，想起有一次爸爸和我在達爾斯（Dalles）附近的一片西洋杉樹林裡獵鳥的事情……但是，正如往常，當我試圖躲藏到過去的思緒裡時，面前的恐懼卻反而會滲透到記憶裡去。我能感覺到外頭那個個子最小的黑人男孩從大廳走了過來，他嗅到我的恐懼。他的鼻孔像黑色漏斗一樣開合著，不成比例的大腦袋東搖西晃，到處聞來聞去。他在整個病房裡都吸吮著我的恐懼。他已經聞到我了，我可以聽得到他鼻孔出氣的聲音。他不知道我躲在哪裡，但是他四處嗅聞著、搜尋著。我努力保持冷靜……

（爸爸叫我要保持冷靜，告訴我說獵犬發現附近有一隻鳥了。我們向達爾斯的某個人借了一條獵犬。村莊裡所有的狗都是些沒用的東西，只吃魚內臟，都是些沒品種的雜種，這條獵犬的身價可就不同了！我沒有說什麼，但我已經看到在一棵矮小的西洋杉上面，有隻隆起一團灰色羽毛的鳥躲在那邊。狗在下面轉著圈子跑，四周味道太多，使牠無法很明確地指出鳥的所在地。鳥只要保持安靜，就會獲得安全。牠堅持得還不錯，但是那隻狗還是不停地繞著圈子繼續嗅著，愈來愈大聲，距離也愈來愈近。最後，鳥兒終於受不了，抖動著羽毛跳出了西洋杉，倍爸爸的子彈一槍打中。）

　　我衝出拖把間還沒有十步路，就被那個個子最小的黑人男孩和另一個高個子的黑人男孩一把抓住了，拖到修臉室裡去。我沒有掙扎也沒有出聲。如果你叫的話，他們只會讓你更難過而已。我強忍住沒有喊叫。一直忍到他們踫到了我的太陽穴為止。我無法確定，他們究竟是用刮鬍刀、還是某種替代性的機器來踫我的太陽穴；之後我就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當他們踫到我的太陽穴時，就不再是意志力的問題了。那是……一個按鈕，一按下去，喊著空襲了空襲了，讓我神經徹底斷線，其他什麼聲音都再也聽不到了︰每個人都在一堵玻璃牆後捂著耳朵對我大喊大叫，臉上的表情像在說話一樣不停動著，嘴裡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我的聲音吸走所有其他的聲音。他們又打開了那個噴霧的機器，讓像脫脂牛奶般的雪白冰冷的東西灑滿我全身，如此的厚重，假如他們沒有抓住我的話，我說不定都可以躲在裡面了。我在這濃霧裡，連六英寸之外的事物都看不到，除了自己的尖叫聲之外，我唯一能聽到聲音，是大護士一面呼嘯，一面從大廳走了過來，甩動著她的柳條編織包把擋路的病人趕開。我聽到她走過來，但是我還是無法停止嚎叫。她到了我還在嚎叫著。他們把我按倒，讓大護士把柳條編織包裡的東西塞進我嘴裡，還用拖把把柄把那些東西往我喉嚨裡捅。

　　（一隻布魯蒂克獵犬在大霧中狂吠著，因為看不見迷了路而驚恐。地上除了他自己的腳印以外，沒有其他任何的痕跡，他用冰冷如紅色橡皮頭的鼻子把所有地方都聞遍了，除了牠自己的恐懼以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氣味，恐懼在牠心裡像蒸汽般灼燒。）我好像也就要這樣被燒死了；最後會讓我說出有關這一切、這家醫院、她和大伙——以及有關麥莫菲的事情。我已經沉默了很久，現在，這一切卻將如洪水潰堤般從我的身體之中奔流而出，你可能會覺得，上帝啊，講述這一切的人真是大不敬，你認為這一切太可怕了，不可能真的發生；這一切太糟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請等一等。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自己很難清醒地回想這一切。但是，就算事情根本沒發生過，我說的也都是真的。

2

　　當濃霧漸漸散去，到我能看得清楚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已經坐在休息室裡面了。這次他們沒有把我帶到「電擊室」(The Shock Shop)去。我記得他們把我帶出修臉室，然後鎖到了隔離室裡。我記不清楚自己究竟吃了早餐沒有，很可能沒吃到。我還記得，被關隔離室的某些早晨，黑人男孩們不斷地拿來一些吃剩的東西──可能是要給我吃的，但是他們自己卻全都吃了──一直到他們三個吃完早餐之前，我就躺在旁邊那充滿尿臊味的床墊上，看著他們把雞蛋抹在烤土司上面。我可以聞到油膩的味道，聽到他們咀嚼土司的聲音。有時候，他們則為我帶來冰冷的玉米粥，連鹽都沒加，逼我把它吃下去。

　　今天早上我甚麼都想不起來；他們逼我吞下了不少他們稱之為藥丸的東西，然後就毫無知覺，直到我聽到病房的門打開為止。病房門打開表示至少已經八點鐘了，也表示我可能已經在那寒冷的禁閉室裡待了一個半小時，那段時間裡，技術人員很有可能已經在我的腦袋裡安裝了大護士下令安裝的任何東西，而我對此卻完全渾然不覺。

　　我聽到病房門口有吵鬧聲，不過病房在大廳那一頭，我看不到。病房的門從上午八點打開之後，一天內會被喀答喀答地開開關關上千次。每天我們都在休息室的兩邊排隊坐好，在早餐後玩著拼圖，聽著鑰匙開鎖的聲音，等著看進來的是甚麼人。沒有什麼其它事可做。有時從門外進來的，是個年輕的住院醫師，他早早就來，以便察看我們在服藥前的狀況。他們把「服藥前」（Before Medicine）稱為BM。有時候，門裡進來的是前來探望某個病人的妻子，腳上穿著高跟鞋，包包緊緊地抱在胸前。有時候來的是一群小學老師，由那個愚蠢的公關負責人帶領著前來參觀，他總是拍著自己汗濕的手，不時說著精神病院已經革除了以往殘酷的手段，是如何地讓他欣喜之類的話：「多麼令人愉悅的氛圍，你們說對嗎？」他在這些學校老師為了安全起見，三五成群擠再一起，而他則在這些人之中穿梭竄越，不停地拍手。「哦，當我想到過去那些日子、那些骯髒的事物、糟糕的食物，甚至，是的，野蠻的行為，喔，我領悟到，女士們，我們在這場戰役中已經走了很長的路！」通常走進門裡的人總是令人失望的，然而總是會有點機會，所以，當有鑰匙把門打開時，所有人的頭，都像是有一根線牽著一樣不約而同地抬起來。

今天早上，門鎖打開的聲音，和往常有點不一樣︰來的人並不是一般的訪客。一個護送人員的聲音傳過來，尖銳又不耐煩，喊著「有病人入院，快來替他簽入院許可。」黑人男孩們趕快過去了。

　　有病人入院。每個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紙牌或大富翁遊戲，轉頭看著休息室的門。大多數的日子裡，我會在大廳裡掃地，去看他們接收了誰。但是今天早上，如我向你們解釋的那樣，大護士在我身上加諸了千斤重擔，使我陷在椅子裡動彈不得。通常我都是第一個看到新來入院者的人，看著他躡手躡腳地進門來，沿著牆壁滑動，害怕地站著，直到黑人男孩們來接收他，把他帶到洗澡室，把他剝得光溜溜的，開著門，讓他在那兒直打哆嗦，他們三個卻一臉輕蔑地笑著，在大廳裡跑來跑去，假裝在找凡士林。「我們需要凡士林，」他們會告訴大護士「要給體溫計用的。」她把三個人各看了一眼︰「我知道，」然後遞給他們一個至少有一加侖的罐子，「但是你們這些小子，給我小心點，不要又聚在那裡瞎搞。」然後，我看到他們其中的兩個人，或者三個一起，和那個新來的病人一起待在洗澡室裡。他們把體溫計插進凡士林的油脂裡攪個不停，直到上面裹了跟手指頭一樣粗的厚厚一層，嘴裡哼著，「對了，媽媽，對了。」然後他們把門關上，把所有淋浴噴頭都打開，讓人除了水流打在綠色地磚上發出的邪惡嘶嘶聲外，什麼也聽不到。平常，我都在外面，看到的情形就是這樣。

　　但是，今天早上我只能坐在椅子裡，聽著他們把他帶進來。然而，儘管我看不到他，卻知道他不是普通的病人。我沒有聽到他害怕地沿著牆壁溜過去，而且當他們叫他去洗澡時，他沒有低聲答應，而是馬上用大又尖銳的聲音回答他們，說他媽的，我已經乾淨得不得了，謝了！

　 「他們今天一早在法院已經淋了我一次，昨天晚上在監獄也洗過了澡。而且我發誓，假如它們找得到水龍頭的話，搭計程車來這裡的路上，他們也會把我的耳朵再洗一遍。呼，天哪，每次他們把我運到某個地方之前、之後和途中，好像都要把我給徹底搓洗一陣。我已經習慣了，所以一聽到水聲響起，我就開始收拾自己的細軟。把那個溫度計拿開點，老哥，給我一分鐘讓我看看我的新家，我以前從來沒待過心理治療機構呢。」

　　病人們一臉迷惑地面面相覷，然後又轉頭看著門口，他的聲音不停地傳進來。聲音愈來愈大，你會以為那些黑人男孩根本離得他遠遠地。他聽起來似乎是居高臨下在訓話，彷彿是悠遊在頭頂上五十呎高的地方，對著在地面上的人咆哮。他聽起來很高大。我聽到他從大廳那邊走過來，從他走路的方式聽起來似乎很高大，而且他絕不是畏縮地溜過來，他的鞋跟上打了釘子，走在地板上就馬蹄鐵一樣鏗鏘有力。他出現在門口，停下腳步，大拇指插在兩個褲袋哩，穿著靴子的腿往兩邊撇開，站在那兒，所有人都看著他。

　　「各位弟兄早。」

　　他頭頂上吊著一隻萬聖節用的紙蝙蝠；他伸出手彈了一下，使它開始旋轉了起來。

　　 「多麼美好的秋天。」

　　他講話的方式有點像我爸爸以前講話的方式，聲音很大、使人震攝。但是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爸爸；爸爸擁有純種的哥倫比亞印第安血統——一位酋長——就像槍托一樣強悍而耀眼。而這傢伙卻是滿頭紅髮，留著長長的紅色腮幫鬍鬚，還有不少亂蓬蓬的卷髮從帽子底下露出來，感覺早就該去理髮了。而他個頭比較寬，不像爸爸那麼高，從下巴、肩膀到胸部都顯得很寬闊，連蒼白邪氣的笑容也顯得寬闊。他的強悍和爸爸強悍的方式不一樣，而比較像一顆外皮磨損的棒球般那種堅硬。有一道傷痕跨越了他的鼻子和一邊的顴骨，應該是在某次打架時，有人給了他一頓好打，傷痕上還縫著線。他站那裡等著，發現沒有人打算對他開口時，他卻大笑了起來。沒人搞得清楚他在笑什麼，又沒甚麼好笑的事發生。但是那種笑法和公關負責人的笑不一樣，肆無忌憚而且很大聲，從他那寬闊的大嘴裡發出來，一圈圈擴散傳佈出去，迴盪在病房四周的牆壁上。跟那個胖公關負責人的笑聲不一樣，這笑聲聽起來很真實。我突然間意識到，這是多年來我第一次聽到的笑聲。

　　他站在那裡看著我們，腳上的靴子不停地搖晃，嘴裡笑個不停。他把手指頭在肚子上交叉，但大拇指仍然掛在褲子口袋裡。我看到他那好大的手，彷彿飽經風霜。病房裡的每一個人，包括病人和工作人員，所有的人都被他和他的樣子和笑聲給震攝住了。沒有人採取行動制止他，或企圖說些什麼。他笑了好一陣子才停止，然後走進了休息室。即使在他不笑之後，那笑聲似乎還是在他周遭迴盪不已，就像大鐘停止之後的餘音裊裊一樣——迴盪在他的雙眼之中、他微笑的方式之中、大搖大擺走路的架勢之中，還有在他說話的樣子之中。

　　「我叫麥莫菲，弟兄們，R•P•麥莫菲，而且我是個賭鬼。」他眨了眨眼，脫口唱出一小段歌：「任何時候我踫到一副紙牌，我就會放……下……我的錢。」然後他又開始笑了。

他們就在那裡。 穿著白色制服的黑人男孩，就在大廳裡當著我的面幹著淫穢的勾當，在我撞見時卻又馬上收手，整理好了衣服。 我走出宿舍時，他們正在拖地板；這三個人整天都繃著一張臉、憤世嫉俗，痛恨著漫漫長日、周遭所在、以及身旁共事的人們。這種苗頭不對的時候，最好還是別讓他們看到我。我沿著牆壁慢慢移動，如落在帆布鞋上的塵土般一聲不響。但他們對我的恐懼彷彿有特殊的偵測裝備，三個人幾乎是同時地全都抬起頭來看著我，黑色臉龐上的眼睛，就像老式收音機裡面的真空管一樣閃著光芒。 「酋長來了。各位，偉大的酋長來...

導讀摘錄/羅伯特．法根（Robert Faggen）
　　一九五○年代結束之前，精神病學的聲望，在美國人的想像之中，來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擁有超過七千名的病患，並以將精神失常者從社會隔離開來而成功治癒，成為一份烏托邦式的象徵。一九四八年改編自瑪麗．珍．沃德(Mary Jane Ward)小說的電影《毒龍潭》(The Snake Pit)裡，把精神病醫師描繪成關在精神病院裡受苦女性的救世主。假如精神狀態如此難以駕馭，導致多重人格的話，體貼的精神病醫師便能夠發掘出裡面的惡魔，然後將它們統一起來，正如李．J．考柏(Lee J. Cobb)在《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 1957)裡所做的一樣。精神病醫師都是理智與秩序的騎士，把黃花大閨女從心靈裡不斷孳生的惡龍手中拯救出來。
　　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惡龍卻搖身變成了精神病醫師，還有精神病院本身。布達佩斯出身的精神分析學家湯瑪士．薩斯(Thomas Szasz)在《心理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1960)一書中，根據自身研究，認為精神性疾病的概念，「在科學上毫無價值，且對社會有害」。在《分裂自我：清醒與瘋狂的研究》(The Divided Self: A Study of Sanity and Madness, 1960)一書中，R.D.朗(R.D. Lang)辯稱，精神病患在瘋狂狀態發作時，通常都是在演戲，愚弄自己和醫生，藉此做為一種控制危險人物遠離自己的手段。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狂與無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Folie et de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 , 1961)，稍後以《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筆下的精神病院，尤其是聖伊莉莎白醫院，建立於權力機能之上，病患的身分在此受到貶抑，並非為了要治癒心理上的疾病，而是為了要確立精神醫師和心理健康專家的權威。葛夫曼做出這樣的結論：「精神病患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特殊的盲目之中。想離開醫院，或者在醫院裡安身立命，就必須表現出對自身所處境地的接受。而他們所處的境地，則是強化了那些迫使這種交易產生的、占領者的角色。……精神病患會發現，自己身處一種為了讓其他人安心度日，而形成的理想性服役狀態，並因此而被擊垮。」
　　這些書籍都將精神醫生以及心理上的疾病，視為社會淨化的一種偽飾之工具，同時也是一種缺乏診斷與療效價值的科學。所謂的治療，意味著將特定社會的價值符碼內化於心，而非對疾病的診治。儘管這些書在知識分子圈裡享有盛名與影響力，但它們都比不上一個二十四歲、曾經在精神病院上過夜班、也參加過政府舉辦的藥物實驗的寫作科系學生，所引起的衝擊要來得廣泛。肯．凱西並非想寫一部關於精神疾病治療法的學術論著(電擊療法的功用至今仍備受爭議)，也不想糾正任何政治性的錯誤。他無政府主義、喜好捉狹的個性，不足以討論社會性或政治性的議題。當他在靠近史丹佛大學的門洛帕克退役軍人醫院裡工作的時候，對病患產生了同情，並開始質疑人們創造出來的、瘋狂與清醒之間的界限。他開始思考，瘋狂究竟是服膺於不經大腦思考的體系所造成的常態性行為，還是一種想要逃出這種體系的企圖。在《飛越杜鵑窩》裡，精神病患史坎隆，為葛夫曼的理論、以及現代對悲劇的定義，下了一個註解：「去他的生命。無論做或不做，都一定會完蛋。會讓人處於一種狼狽的盲目之中。我這麼覺得。」遵從，釋放，或是維持你的一致性，並且留在病室之中。
　　凱西預見了之後廣泛應用的「治療團體」，這是一種迫使內在靈魂，去服膺其他人對理想性外在環境的概念。根據這種做法，病患互相坦承自己的祕密，使得病房「盡可能更像是……民主，自由的鄰里—一個內在的小世界，根據外在的大世界縮小比例而成，某一天，你將會回到那個世界去。」治療團體成為一種手段或強迫方式，為了一般性的民主利益假意幫助人們，實際上只服務了平庸的大多數人所形成的暴政、以及為自身目的而行動的管理機制。凱西把精神病房轉化為戰後美國社會所進行的控制技倆之象徵。
　　凱西的小說名稱，來自一首童謠，戲謔地挑起對文明和自然的機制之比較。杜鵑窩可能只是瘋人院的一種諧稱(在俚語中也指女性生殖器)，但是一般會把杜鵑和瘋狂連繫在一起，主要是因為杜鵑令人費解又殘忍的行為。在自然界中，杜鵑把自己的蛋生在別的鳥巢裡，每個鳥巢放一個蛋。由於新生的杜鵑幼鳥和其它那些繼兄妹之間沒有關係，牠會把其它的蛋、甚至活的小鳥從巢裡扔出去。這是一個被遺棄者變成暴君的過程，在此，失序、錯置和競爭主宰了任何合理的意圖。達爾文把杜鵑的行為當做是一種本能，就像螞蟻豢養奴隸一樣，從而辯稱自然粗野的規律，是物競天擇，而非神聖的仁慈設計。所有事物，都可能在自然的某一點遭到毀滅，無可逃脫。印第安人用古老的捕魚技巧，誘捕毫無戒心的鮭魚；鮭魚受到了引誘，逆流而上，產卵然後死亡。那麼，文明的陷阱和自然的陷阱，究竟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沒甚麼太大的差別，精神病院裡最有知識的病人哈汀如此認為。他讚頌精神病院裡的秩序，覺得那提醒了他自己在達爾文所謂的捕獵者和獵物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世界……屬於強者，我的朋友！我們存在的儀式，奠基於強者吞噬弱者，因而變得更加強大。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並不是說這是正確的，而是應該就是這樣。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是自然世界的法則，而去接受。兔子接受了牠們在這個儀式裡的角色，承認狼是強者。為了自衛，兔子變得狡猾、易受驚、善於躲避，在狼靠近的時候，就會挖洞躲起來。同時，牠也忍耐著、繼續過日子。牠知道自己的處境。」
　　凱西所要戰鬥的，就是那種單一性、以及那些試圖馴化、貶低人類精神裡的野性與不可預測性的人們。《飛越杜鵑窩》並非介於瘋癲和清醒之間，而是不自由與自由。凱西的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是在一個被無情又看不見的機器所控制的世界之中，自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本文作者為克雷蒙麥肯納學院文學教授)

導讀摘錄/羅伯特．法根（Robert Faggen）
　　一九五○年代結束之前，精神病學的聲望，在美國人的想像之中，來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擁有超過七千名的病患，並以將精神失常者從社會隔離開來而成功治癒，成為一份烏托邦式的象徵。一九四八年改編自瑪麗．珍．沃德(Mary Jane Ward)小說的電影《毒龍潭》(The Snake Pit)裡，把精神病醫師描繪成關在精神病院裡受苦女性的救世主。假如精神狀態如此難以駕馭，導致多重人格的話，體貼的精神病醫師便能夠發掘出裡面的惡魔，然後將它們統一起來，正如李．J．考柏(Lee J. ...

速寫／肯．凱西
　　迷幻的六○年代。上帝知道，無論這個名詞的意義為何，它所代表的意義，絕對遠遠不僅止於藥物；然而，想抓住這個現象，藥物卻仍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
　　我攫住了這份工具。而且也是合法的，我必須補充這一點。事實上，幾乎可以被當成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行為。在那個迷幻的六○年代早期……
　　每星期二早上八點鐘，我會出現在位於門洛帕克的退役軍人醫院，準備迎接這一切。醫生將我安排在病房的一個小房間裡，給我一兩粒藥丸，或幫我打一針，或給我一小杯苦澀的汁液，然後把門鎖上。他每隔四十分鐘會回來看看我是不是還活著，作一些測驗，問一些問題，然後再次離開。其餘的時間我就在那兒自己胡思亂想，或者從門上唯一的小窗戶向外頭看。這扇小窗戶六英吋寬、八英吋高，玻璃裡還纏了沉重的鐵絲網。
　　你的視野，便取決於這些由別人准許你觀看的窗口。
　　病人們在外面的大廳裡零落地徘徊著，他們的面孔充滿恐怖的懺悔神情。有時候我看著他們，有時候則是他們看著我，但我們很少互相對看著彼此。那樣太赤裸、太痛苦了。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的面孔所顯示出來的事物，會讓另一個人無法承受。
　　有時候護士會來檢查我。她的面孔又不一樣。這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卻不是赤裸裸的。這不是一個你能夠讓自己赤裸裸面對的人。
　　六個月左右之後，我完成了藥物實驗，然後申請一份工作。我被雇用擔任一名護士的助理，就在同一個病房裡，和同一個醫生一起工作，由同一名護士負責管轄——而你應該要知道的是，我們談論的是一個規模非常龐大的醫院！這真是很奇怪。
　　但是，正如我所說的，那是六○年代。
　　那些面孔仍在那裡，仍然痛苦而赤裸。為了不讓他們發現我在研究他們，我非常審慎地帶著一個小筆記本到處走來走去，匆匆忙忙記著筆記。我得到了護士們極大的讚揚：「這樣很不錯，凱西先生。就是這種精神。努力瞭解這些人。」
　　我也胡亂畫下了那些面孔。不，這樣說其實不正確。我小心翼翼地翻閱這一疊素描時，我能夠看出，是這些面孔鑽到我的腦袋裡面，然後自己把自己塗鴉出來。我只不過是拿著筆，等待魔法出現。
　　這，畢竟，是六○年代。

速寫／肯．凱西
　　迷幻的六○年代。上帝知道，無論這個名詞的意義為何，它所代表的意義，絕對遠遠不僅止於藥物；然而，想抓住這個現象，藥物卻仍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
　　我攫住了這份工具。而且也是合法的，我必須補充這一點。事實上，幾乎可以被當成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行為。在那個迷幻的六○年代早期……
　　每星期二早上八點鐘，我會出現在位於門洛帕克的退役軍人醫院，準備迎接這一切。醫生將我安排在病房的一個小房間裡，給我一兩粒藥丸，或幫我打一針，或給我一小杯苦澀的汁液，然後把門鎖上。他每隔四十分鐘會回來看看我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