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攝影史上最值得一讀的傳奇
◆ 重回卡帕與塔羅愛情與攝影生涯的起點
◆ 從卡帕、秦到布列松,細說「馬格南」傳奇的源頭
◆ 回溯西班牙內戰現場,閱讀一個為理想而熱血的年代
◆ 張照堂 (攝影家) 專文介紹
◆ 何榮幸(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郭力昕(政大廣電系系主任)、 張鐵志(作家)、張世倫(文字工作者)、蘭萱 (中廣流行網「蘭萱時間」主持人) 一致口碑推薦
◆ 國際矚目與好評不斷,原著將登上大螢幕,麥可‧曼(Michael Mann,落日殺神導演)執導,2012上映!
◆ 本書榮獲──
2009年第十四屆西班牙的費南多‧勞拉小說獎(Premio Fernando Lara)
2010年第二十屆瓦倫西亞評論文學獎(Premio de La Crtítica Literaria Valenciana)
2011年曼達切小說獎(Premio Mandarache)決選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Robert Capa
活在極限的人生,他在愛情中感覺心痛,在烈酒中對抗虛無,在炮火中尋求救贖。
在攝影記者這一行,人生是個人建構的傳奇。有著獵犬眼睛、捉狹神情的羅伯˙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無疑是20世紀攝影史上最值得一讀的經典傳奇。
在情人塔羅眼中,他天真、自負卻又正直、浪漫;在朋友眼中,他是賭徒,副業是攝影師。他的命運與戰爭緊緊相扣。一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上戰場,就在西班牙內戰拍下被公認是世界最偉大的一張戰爭照片;第二次大戰,隨行登陸諾曼第,拍上最具歷史性的第一手目擊。他的聲名因戰爭而崛起,他的人生,也因戰事而崩壞。最摯愛的女人死於西班牙內戰,最終更因拍攝越戰而引爆地雷身亡。
這是首本關於這位偉大戰地攝影師的傳記小說,道出他崛起的傳奇與影響他一生的愛情故事。為了逃避希特勒,卡帕離鄉背井來到巴黎,在這裡結識長他三歲,同是猶太人的塔羅(Gerda Taro,本名為Gerta Pohorylle),兩人相遇相戀,在攝影道路上相互扶持,一同打造「Robert Capa」的名號──一個虛構的美籍攝影師,有錢、有名、有天份,以此在西方媒體世界闖蕩,打響名號。西班牙內戰爆發,身為共產黨的他們不顧一切投入戰場,留下許多珍貴的照片,當中最重要的底片全留在失傳已久「墨西哥手提箱」(西班牙內戰時間拍攝的3500張),直到2008年才重新在世人面前曝光。
兩人三年的即逝戀情,塔羅不幸於西班牙內戰過世,雖然此後卡帕還曾與著名女星英格麗˙褒曼傳出戀情,不過他終生未娶,據說直到死時,塔羅的照片依然珍藏在他的皮夾裡。夲書是根據兩人的真實故事所撰寫的愛情、戰爭史詩巨作,受到國際矚目與好評,原著更將躍登大螢幕,見證愛、戰爭、攝影,在兩個熱血不屈的靈魂中留下的珍貴印記。
羅伯‧卡帕 Robert Capa
1913 10月22日出生於布達佩斯,原名Endre Friedmann
1931 參與左派學生運動,被迫離開故鄉匈牙利。
1933 希特勒掌權,離開德國。9月前往巴黎。
1934 秋天結識長他三歲的塔羅(1914年8月1日出生,原名Gerta Pohorylle)。
1936 與塔羅共同虛構出一位名叫「羅伯˙卡帕」的美籍攝影家,開始以此名接案販賣照片。
8月兩人前往拍攝西班牙內戰。9月5日拍下日後被視為戰爭攝影經典名作的「倒下的士兵」。
1937 7月24日兩人相識三年,塔羅於西班牙內戰中因坦克壓傷而過世。
1938 2月前往中國拍攝中日戰爭。
1944 6月6日隨行拍攝諾曼第登陸,捕捉到二次大戰決勝之役最具代表性的第一手現場目擊。
1947 創立馬格南通訊社。出版戰地回憶錄《有點失焦》。
1948 拍攝以阿戰爭。
1954 5月前往中南半島拍攝越戰。5月25日誤觸地雷引爆身亡,得年四十。
作者簡介:
蘇珊娜‧佛蒂絲(Susana Fortes)
˙1959年出生西班牙西北部篷特韋德拉省。
˙畢業於聖地牙哥大學地理歷史系及巴塞隆納大學美洲歷史系。
˙2001年,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教授西班牙文,並在舊金山州立大學開設文學講座。目前定居西班牙瓦倫西亞,教授新聞和文學。
˙2003年,她以《阿爾巴尼亞情人》(El Amante Albanés)晉級星球文學獎決賽,該書並躍上西班牙暢銷書排行榜。其英文版《阿爾巴尼亞密情》(The Albanian affairs)摘下獨立出版社2006年《Foreword》雜誌年度好書翻譯類銅牌獎。至今,作品已被翻成英文、法文、義大利文、俄文、葡萄牙文、荷蘭文、希臘文、挪威文、波蘭文,以及土耳其文。她的初試啼聲之作《親愛的柯多‧馬提斯》(Querido Corto Maltés),贏得1994年最佳新人獎(Premio Nuevos Narradores)。2001年,她以《沙地邊界》(Fronteras de arena)進入Espasa Calpe出版集團的春天小說獎決賽。此外,她還出版了《邦帝號的灰燼》(Las cenizas de la Bounty)(Espasa 1998),《溫柔與背叛》(tiernos y traidores)(Seix Barral 1999),電影筆記《再見,女孩》(Adiós , muñeca)(Espasa 2002),《勞拉的運氣》(El azar de Laura Uloa)(Planeta 2006)勇奪瓦倫西亞作家評論家協會頒佈的小說類評論獎(Premio de la Crítica),還有《十五世紀義大利藝術》〈Quattrocento〉迅速被國際出版社相中買下。此外文章亦常見於《國家報》或電影、文學雜誌。
譯者簡介:
葉淑吟
西語系畢業。喜愛語言學習及拉丁美洲文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 本書榮獲2009年第十四屆西班牙的費南多‧勞拉小說獎(Premio Fernando Lara),2010年第二十屆瓦倫西亞評論文學獎(Premio de La Crtítica Literaria Valenciana),並進入2011年曼達切小說獎(Premio Mandarache)決選。
● 本書電影版權由哥倫比亞公司買下,導演麥可‧曼(Michael Mann,落日殺神導演)執導,首度將卡帕生平故事搬上大螢幕。
【導讀】
卡帕,喀嚓 !
“ 死亡往往是一樁悲劇,尤其當時間已經倒數。”
張照堂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一群西班牙武裝民兵在科巴多前線近郊作戰演練,做攻擊陣式給二十三歲的記者羅伯‧卡帕拍照。其中一名叫玻里‧葛西亞的民兵從壕溝躍起往下坡跑,突然雙手一舉,仰身倒地,卡帕在近距離的壕溝裡瞥見,還以為他模擬中彈,無意識地高舉起相機急速地按了張快門。一開始他不記得有聽到槍聲,只奇怪怎麼有人突然中槍倒地。接著有人去撿槍枝,又在同一個地方被射倒,槍聲大作。卡帕在驚慌中連拍了這段過程。不久,「倒下的士兵」登上法國VU雜誌、美國《生活》雜誌,傳遍世界,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這個士兵是誰,但卻都記住羅伯‧卡帕──這個年輕的戰地攝影家。「倒下的士兵」後來成為西班牙內戰最有名的代表圖像,它連結了奮戰、犧牲、理想、悲壯等象徵情結,也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張戰爭照片。躲在壕溝裡,卡帕當時這一聲「喀嚓」,造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內咎、聲名與傳奇。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D-Day,卡帕隨同美軍從法國諾曼第歐馬哈海灘登陸突襲,他帶了兩台Contax II雙眼相機,50 mm標準鏡頭,在猛烈的德軍炮火與洶湧的浪潮下與士兵們搶灘前進 。他時而攀著登陸小板、時而半爬半泳地高舉相機急促按下快門。在那佈滿地雷六公里長的沙灘上,兩千多名士兵陣亡了。喀嚓、喀嚓、喀嚓,卡帕在驚濤駭浪的第一時間內拍了四卷底片。返回倫敦後,他急速將這些珍貴的膠卷寄到《生活》雜誌倫敦分部沖洗。暗房助理將濕淋淋的底片放進烘乾器裡,用地板上的熱流圈烘乾。不知是大意還是焦急地想看到結果,助理竟將烘乾器的門密閉,因缺少空氣對流,結果過熱而導致底片的感光乳劑整個熔蝕,前三卷膠片全毀了,只救回第四卷中十一張底片。兩週後 (1944.6.19) 《生活》雜誌刊登了其中十張,標題是:「有點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這是二次大戰決勝之役最經典而有代表性的第一手現場目擊,充滿動感與能量。照片登出後,轟動全世界。但標題「有點失焦」似乎暗示卡帕拍照當時因緊張、害怕而手抖的結果,卡帕事後否認了。他說,只有在炮火、浪濤中換底片導致手忙腳亂而已,照片失焦是當時動亂中使然。在槍林彈雨中拍照,固然需要無比的勇氣,但性命交關,誰能更鎮定去框景找角度呢?有位記者在搶灘現場弄丟了他的底片跟鞋子。卡帕說誰不害怕?但你別無選擇,只有勉力向前。他說:「恐懼不是壞伴侶,它有時能救你一命。」
一九四七年,卡帕出了一本戰地回憶錄,就以《有點失焦》為名,似乎藉此反諷生命、戰爭與歷史的虛實與荒謬。
正像西班牙「倒下的士兵」的意外喀嚓,歐馬哈海灘上另一次的失焦喀嚓,成就了卡帕為人傳頌的第二則傳奇。這兩次失焦、搖晃的剎那,儘管只是卡帕數萬張重要且聚焦的時代影像一二,卻最最為世人所廣知。它們除了紀錄下重要戰役的經典剎那,因為晃動、失焦的情緒投射,強化了現場參與感,緊迫、悸動之情躍於紙上。雖是凝止的一格,在戰役的情節與歷史變遷的歷程中,卻延伸了無限的動能與想像。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卡帕在距河內五十哩南的紅河三角洲田野中隨法屬聯軍輾轉行進,四周有防不勝防的越共伏擊槍火。卡帕與《時代/生活》雜誌的同行記者約翰˙麥克林(John Mecklin)沿途攔上一部吉普車跟進,不久又跳下車,告訴伙伴說他必須趕到前面為弟兄們拍幾張照片,就往路旁的蔓草田野中急速行去,喀嚓、喀嚓、喀嚓,炎熱、詭靜的空氣中傳來微弱的快門聲,幾分鐘後突然轟聲大響,一個地雷炸開了,卡帕被高高彈起,俯身倒在爆炸的穴洞旁。約翰趕過去,扶著頭大叫他名字,卡帕兩、三次輕微地動了動嘴唇,就像睡夢中被打擾似的。時間:下午三點十分,四十歲的卡帕過世時左手仍緊抓著相機,這是他見證死亡的第三個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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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卡帕的故事不只這些,他與潔妲‧塔羅(Gerta Taro)的烽火情史也是大家津津樂道的攝影傳奇。一九三四年,二十一歲的卡帕與二十四歲的塔羅在巴黎相遇,這兩個年少時在家鄉都因牽扯反政府運動而入獄的猶太子民,逃至巴黎後因個性與理念的接近相引,巧遇後結成一體,在攝影的道路上相扶摸索行進。兩年後,他們組成「影銷二口組」,改名換姓 (他們原名叫 Endre Friedmanm 與Gerta Pohorylle) 。「卡帕」是他小時候的綽號,匈牙利語「鯊魚」的意思。「卡帕與塔羅」就好像「邦尼與克萊德」這對西部大盜一樣,名號響亮,適於闖蕩江湖。他們打扮、治裝,以便在西方世界推銷自己。「優雅不僅能救你一命,也能幫你糊口。」塔羅與卡帕深知求生三昧。提高身分與籌碼的曝光,令大家很快地記住他們,通訊社與報紙也因為他們提供的戰地照片稀有、即時與真實,也不想打破這個騙局而默認了。因忙於各地區的戰亂與採訪,他們聚少離多,但都在不同的戰事現場上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時代印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塔羅隨著共和軍在離馬德里以西十五哩處的布魯內特採訪,在法西斯政府軍瘋狂炮火攻擊下,狼狽地撤退。塔羅與一堆傷兵擠在一輛敞篷已凹陷的黑色座車,她站在車子兩側的腳踏板上。車子經過一個崎嶇不平的丘陵,猛然方向盤轉動,一輛坦克的砲管朝她打了過來。車鍊掉到身上,十噸的重量壓住倒地的塔羅,她無法動彈,嚴重內傷。第二天凌晨五點,塔羅在醫院中去世,時年二十七歲。消息傳回,震驚文化圈。五天後,她所屬的法國共產黨部在巴黎幫她舉辦了盛大的葬禮,雕塑家傑克梅蒂在她的墳上,塑下一塊紀念碑。
塔羅出事那天,她在筆記上寫著:「當我想著菁英份子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人數,我覺得無論如何,我還活著實在不公平。」上天終於回應了她和卡帕心中的預兆。但除了死亡,上天對正義、公理的提問,可曾公平過?
「沒有景色比人類的歷史還悽涼。」二十七歲與四十歲結合的生命體,短暫地相聚三年,最後在戰火中豎起一面旗子,在槍火、喀嚓的詭譎風聲中,不屈的飛揚。這就是歷史的景色,這就是傳奇的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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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一生參與過五次戰爭,從西班牙內戰、中日戰爭、二次大戰、以阿戰爭到中南半島越戰。他堅稱永遠和軍人走在第一線,甚至:「永遠跑在軍隊前面。」卡帕帶著相機不停穿梭於亞、非、歐、美洲各戰區,除了與塔羅那甜美、心碎的即逝戀情外,旅館、酒館與戰場的時光磨耗幾乎就這樣形構了他的一生。
在塔羅的形容中,卡帕一方面是個天真、霸氣、不修邊幅、獨來獨往、狡猾、無畏又自負的鮑伯(Robert),一方面又是正直、浪漫、敏銳、可靠、有理想與愛心的安德烈(Endre)。卡帕無法忍受專制、獨裁與不公,就像他無法忍受安逸與靜寂。他張著獵犬式的眼睛,在動亂與不安中沒命追逐。戰爭與苦難的殘暴與痛楚,迫使卡帕在烈酒中對抗虛無,在炮火中尋求救贖。
戰爭的本質是甚麼?卡帕說:「戰爭中,你必須選擇憎恨一些人,愛憐一些人。你必須選擇一個位置,否則你無法忍受發生的事。」卡帕選擇的位置是見證:「在戰場上,除了拍照,你什麼事也不能做,要忍受這一點很不容易。」
為什麼卡帕非投向戰場不可?他說別無選擇,只能孤注一擲。他是天生的賭徒,不說大道理,察言觀色後就將人生的骰子拋出去。作家薩洛揚形容他就像個橋牌賭手,副業是拍照的。卡帕喜歡將戰爭比喻為賭局與女人,他說 :「戰地記者的生命就像他手中握的賭注一般,他可以押這這隻馬或那隻馬,但他也可以在最後關頭將它收回自己口袋中。」 戰爭像一塊磁鐵,他說:「對一個戰地記者來說,當你錯過一場戰事,就好像你拒絕了拉納‧透納的約會。」但無止境地在戰爭中翻滾進出,卡帕最後在越戰採訪中似乎也有點力不從心了。他說:「這場戰爭就像一個年老色衰的女演員,愈來愈危險,也愈來愈沒東西拍。」卡帕預言的沒錯,他最後落入這危險、致命的陷阱中,但也是他的宿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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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文學獎作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經於一九四八年和卡帕在蘇聯採訪過一段長時間,他說卡帕是用「心血」拍照。他說,攝影機對他而言,不是冰冷的機件,而是心靈與思想的延伸。他以寬宏的胸懷、全然的熱情、高超的技術和無以匹敵的勇氣和冒險心,來對抗槍彈。他的影像揭示了戰爭的醜陋,更彰顯了人的質素與情懷。「卡帕的照片初看之下,看似偶然或無意中拍到的,其實不然。卡帕的攝影作品蘊含了寬宏的胸襟和無限的同情,他的照片絕不是意外,裡面的百姓與戰士的情感也不是偶然。他拍到心痛與愉悅的剎那,他拍出思維。他創造了一個世界,那是卡帕的世界,無人可以取代。」
史坦貝克說,卡帕的偉大貢獻是雙面的,一方面是他捨身建構起豐碩而活生生的時代檔案和國際圖片網路--馬格南通訊社(Magnum),更重要的一面是他對年輕攝影家的指導、鼓勵與提攜。他以身佐證了一個人可以靠他的相機過活,又能真誠地面對自己。許多年輕人受了他的感召,投向報導寫實路上,終其一生。
卡帕與秦(David "Chim" Seymour)、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及喬治˙羅傑( George Rodger)四位攝影家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馬格南通訊社」,是世界上第一家由會員共同擁有與經營的攝影團體,當初設立的目的是想藉由各地不同的優秀攝影家,將世界發生的當下狀況傳播出去。「馬格南」是一種大瓶裝的香檳酒名,當時戰地記者常在生還之後, 喝這種酒與朋友慶祝。「馬格南」象徵了刺激、興奮與成功歸來,酒鬼卡帕以此為名,大家欣然同意。
六十四年前由卡帕發起的「馬格南通訊社」,竟然活存到現在,甚且由當初的四人小組擴展到今天的一○三個會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最優秀而負盛名的攝影家,累積了近二十萬張精采原作,他們動向瞻觀,被冠以當今最大的攝影家族與龍頭名銜。豎立馬格南的偉業基石與典範指標人物,應該非卡帕莫屬罷。
一九五四年,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設立「羅伯‧卡帕獎」,獎勵每年最傑出的戰地/人道攝影家。W. Eugene Smith、Larry Burrows、Josef Koudelka、David Douglas Duncan、David Burnett、 Raymond Depardon、Eddie Adams、Susan Meiselas、Steve McCurry、James Nachtwey等名攝影家都名列在座。後卡帕世代的攝影家,面對層出不窮的動亂與苦難,以更詭譎、多變的視野,緊跟在卡帕身後。
受到羅伯‧卡帕影響很大的還有他的弟弟──康乃爾‧卡帕。康乃爾(Kornel)是一九三六年到巴黎投靠他的哥哥,他原本想去學醫,為了維生在一家商業攝影店打工,閒暇時當起卡帕的助手。他在寄宿的旅店浴室中整晚沖洗膠片,並幫卡帕、秦、布列松這「巴黎三劍客」放大照片。為了省電,他常在早上用報紙包著濕淋淋的相片去上班,午餐時間再利用公司暗房的烘乾器烘照片,後來因使用太多電量而被開除了。
當然,康乃爾接觸了這些照片也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卡帕教了他很多。康乃爾說,家族中出了一個戰地攝影家就夠了,他留在陣線後。康乃爾在政治、社會議題與生活、人群的影像捕捉頗有乃兄之風。後來他移民美國,成為《生活》雜誌一員,也加入「馬格南」通訊社,跨足世界。卡帕在越南陣亡後,為了不讓其兄的作品跟他一起消失,康乃爾於一九七四年成立「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總部設在紐約。卡帕生前七萬張以上的底片,最後在這裡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ICP廣納世界各地傑出攝影家的作品,照片收集超過十萬張以上,在保存、展覽、研究、教學、出版、交流上的貢獻,獨一無二。
卡帕與康乃爾這對兄弟檔,聯手撐起見証與延續的攝影江山,他們在投入與獻身的步履中,相扶前行,其所建構的宏巨風景,又是一則佳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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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末,三個包括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原作與書信的手工舊箱子在墨西哥被發現,它們是卡帕、塔羅與秦在西班牙內戰(1936-39)的心血之作,也是納粹在入侵巴黎時,卡帕匆匆撤離時所遺失的。二○○七年底,這批失而復得的珍貴史料被送回ICP,半世紀前的封塵影像逐一出土,「倒下的士兵」那一長條底片就在裡頭,許多謎在裡頭。「失而復得」這個攝影史上的意外盛事,令卡帕的傳奇再添一樁。喀嚓、喀嚓、喀嚓,這三個箱子裡還有甚麼驚奇?到底卡帕又要告訴我們甚麼歷史的失焦,誰也無法預料。
《等待卡帕》,到底誰在等待?塔羅在等待,我們也都仍在等待。這本傳記體的模擬小說,雖說近乎史實描述,但是很多場景真偽莫辨,就像所有的自傳一樣。卡帕製造了傳奇,他相信傳奇嗎?如果他看完這本書,他會有甚麼反應呢?我想應該就像蘿絲˙奧肯(Ruth Orkin) 一九五一年在巴黎酒館拍的一張照片:卡帕右手支著臉,露出嘲諷的微笑斜瞪著鏡頭。喀嚓,這一張倒沒有失焦。
張照堂
攝影家、影像作家及紀錄片工作者。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榮譽教授,獲國家文藝獎及行政院文化獎。
名人推薦:● 本書榮獲2009年第十四屆西班牙的費南多‧勞拉小說獎(Premio Fernando Lara),2010年第二十屆瓦倫西亞評論文學獎(Premio de La Crtítica Literaria Valenciana),並進入2011年曼達切小說獎(Premio Mandarache)決選。
● 本書電影版權由哥倫比亞公司買下,導演麥可‧曼(Michael Mann,落日殺神導演)執導,首度將卡帕生平故事搬上大螢幕。
【導讀】
卡帕,喀嚓 !
“ 死亡往往是一樁悲劇,尤其當時間已經倒數。”
張照堂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一群西班牙武裝民兵在科巴多前線近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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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是種不知不覺的疾病,隱藏在基因裡,就像頭髮的顏色或是相信預兆一樣。安德烈的血液流著這種基因。遇到不順遂,他總是借酒澆愁或賭博。正如同布列松睜著那雙諾曼第人老實的眼睛說過:安德烈從來都不是個絕頂聰明的傢伙。他的聰明不是靠腦筋判斷,他是個直覺很強的賭徒。他會注意到其他人沒注意到的細節。他應該是從經歷培養出敏捷的嗅覺。他十七歲離家,換過一間又一間的旅館,然後走過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他有種預知戰爭即將爆發的能力。他是個天生的賭徒。
多年後他證實了他說的道理,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凌晨,霧氣劃破了英吉利海峽的天空。
大海。大海的聲音。想要捕捉大海的動靜簡直不可能。上面,是機器隆隆聲和甲板的震動。下面,是洶湧的浪濤聲。安德烈沒多想。他脖子上掛著兩台相機,一台萊卡跟一台羅萊雙鏡反光相機,跳上了放到海面上的小艇。接著,他看向海灘,試著計算距離和深度。前方,是六公里長佈滿地雷的沙灘。歐馬哈海灘。沒人告訴那些大男孩他們該採取什麼行動。他們只要把歐洲從納粹的勢力解救出來。當他們靠近海岸,他對一一六號東聯的一個稚氣的美國大兵擠擠眼。「孩子,我們到那裡再見。」他對他說,幫他打氣。
幾分鐘過後,世界炸成碎片。那些孩子大多數還沒滿二十二歲。他們還沒踩上沙灘,就已經戰敗。爆炸的地點發出橘紅色火光,大量的水蒸發到空中。那是埋伏的戰防砲。砲聲隆隆。大海怒嚎。指揮軍官的命令幾乎被風聲和小艇的引擎聲掩去。安德烈不停按下快門,來不及調整焦距。每個瞬間很快地就消逝了。這是戰爭的畫面。不久,大西洋海面的泡沫,在這天進攻的大屠殺當中染成了紅色。短短幾個小時,兩千名士兵斷魂。
安德烈是跟著第一波登陸的唯一一個攝影記者。他自願編列在紅簡易區搶灘的一一六號團。「戰地記者賭上了他的命。」他在《失焦》(Slighhtly out of focus)寫道。「他可以將命賭在這裡或那裡,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救自己一命。我是個賭徒。我決定參加第一波登陸。」他奇蹟似地逃過一劫,試著在淹沒到脖子高度的海水裡前進,接著,爬過滿佈地雷的兩百公尺長海灘。這是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當然,這時他已經不叫安德烈‧佛列德曼,她也不在他身邊。她已經香消玉殞七年。漫長的七年,每一天、每個該死的夜晚,他都對她念念難忘。或許他滿心冀求的是有個人能慈悲地送他一顆子彈,讓他該死地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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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塔對那件事也略有所聞。或這件事,或那件事。或這裡,或那裡。或活者,或死去。總之,人生不過是一場運氣的賭注遊戲。她經過酒吧,來到〈小橋咖啡館〉,從咖啡館的玻璃窗看見他的背影。她知道可以在這裡找到他。他單獨一人,站著,穿著一件似乎是屬於另一個身材更魁梧的人的大衣,動也不動,雙手搭在吧台上,垂著頭沉思,只有端起酒杯啜飲,才打破他的沉默。還不到早上十一點,她心想,他卻傷心地像棵失去知更鳥的樹木,她感覺眼淚模糊了視線。她跟以往一樣咒罵自己哭,卻不明白是為誰掉淚。她打算掉頭離去,但內心有個勝過她意志的東西,讓她杵在原地不動,所以她等到風吹乾眼淚,深深地吸了口氣,拿出父親教她的那股傲氣,抬起頭,以奇特的姿態走路,前去找她的男人,雖然她為找到他而著實鬆了口氣,但也鐵下心不會在他面前退縮,也不會讓出自己的立場。
「冷死了。」她聳聳肩對他說,然後站在那裡,站在他身旁,口袋裡的手緊握成拳頭狀。
他揚起眉毛。
「妳跑哪裡去了?」他問,口氣有點沉悶。
「在附近啊。」她回答,然後安靜下來。
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對彼此沒有太過驚訝,省去大話和不必要的熱情。他們很自然地開口,就像重拾被打斷半晌的對話。他們得跨過各自的距離。
「回家好不好?」過了片刻,她問。於是他們沿著人行道緩緩而行,他緊貼牆壁,想往前直走。她則小心翼翼地攙扶他,還要顧及別讓他感到丟臉。
他們再次同居。他們離開了艾菲爾鐵塔附近的那間公寓,搬到瓦文街的布盧瓦旅舍,從房間窗戶,能看到〈多摩咖啡館〉廣場。他們只要探出身子,就能看到誰去聚會,若是來者投其所好,他們就會下樓見面。儘管他們忙於選舉活動和〈攝影聯盟〉的採訪,沒有太多時間參加茶聚。
二月,法國當局決定發給記者工作證,保障他們的居留權。潔塔心想這是她讓身分合法的唯一機會。她拿到了〈阿姆斯特丹新聞社〉上層簽名的第一份報社委任證明書。她在證件上的照片笑臉迎人,穿著皮夾克,微微抬起下巴。那抹笑容充滿驕傲。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這個證件比保障合法居留更顯得意義深遠。這是她身為攝影記者的護照。
她開始撰寫初步的新聞報導,出售照片,不過她從沒忘記她是兩人的經紀人。他們需要錢。光靠報導政治新聞,不到月底他們就口袋見底,所以他們得寫其他類報導掙錢,像是初春巴黎生活的小插曲,這是個萬物萌芽的季節。安德烈最愛巷弄內的市場和郊區,他到這些地方總感到自在。這裡才看得到真正的生活。像是柯羅歇劇院上演的社會邊緣生活的表演,由兩個絲毫不專業的星探在露天的舞台上主持。老百姓在鏡頭前表演,現場觀眾圍繞欣賞。有男女伴侶模仿弗瑞亞斯坦(Fred Astaire)和秦姐羅傑斯(Ginger Rogers)跳舞直到筋疲力盡。這裡除了野心勃勃想征服世界的年輕人外,也有夜總會禮服打扮的老年人,生活困頓的男人,他們遭逢壞運正在尋找解決之道。安德烈對他們心有戚戚。每次表演結束,嚴厲的觀眾都會藉由掌聲或噓聲表達他們的贊同或不滿意。他只是如往常一樣捕捉他們的情緒。他知道自己想拍什麼,也找得到題材,不管是在巴黎還是後來的馬德里、諾曼第或是越南。或是在巴士底的慶祝活動,或是在柯羅歇劇院座落的郊區。他的鏡頭抓住了那些臉孔的靈魂。他的相機捕捉了他們的情感,烙印在底片上。不管主角是疲憊的老人垂著頭平靜地步下舞台,還是婦女民兵在戰爭中拿著大湯匙分派雜燴湯。他的風格始終如一。他抵達了無人能及的境界:一對伴侶在露天舞台上愉快地打招呼;兩個孩子坐在人行道上玩彈珠,背後是棟遭炸毀的屋子;一雙黑眼眸的舞伶在空中舞動戰火的圖像;一九四一年德軍轟炸,兩個英國老頭子在滑鐵盧路的一處避難所喝茶。不管是人們的臉孔還是十字架,他的照片處處流露情感。
那幾個月工作很辛苦。每天工時漫長而累人。他們不只一次累到睡癱在床上,連衣服都來不及脫,他們穿著衣服相擁一塊,斜躺床上,她的臉頰靠在他的肚子上,他們倆就像旅行回來的兩個孩子。在某處,一場戰爭已經悄悄醞釀,烏鴉的翅膀從窗戶伸進了閣樓。
他們遇到太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像是攝影材料太昂貴,報社總是慢了幾個禮拜才支付酬勞。此外還有康乃爾。自從安德烈的父親過世後,他的小弟康乃爾就到巴黎來投靠他們。他十七歲,是個瘦弱害羞的男孩,他的肩膀只見皮包骨,臉跟松鼠一樣瘦尖。他原本打算念醫學,但最後變成跟大家一樣在浴室的盆子裡洗照片。不論如何賺取現金是當務之急。潔塔不停思索,於是她忽然靈光乍現,想到了他們正需要的東西,一個天才點子。
他們塑造一號人物,名叫羅伯‧卡帕(Robert Capa),一個虛構的美籍攝影師,有錢、有名,有天份。安德烈內心那個愛做夢的他,對這個名字相當著迷。聽起來響亮、簡潔,不論用哪種語言都能輕易念出來。而且這個名字讓他想起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這位電影導演憑著克勞黛·考爾白(Claudette Colbert)和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主演的〈一夜風流〉(Happened in one night)橫掃奧斯卡獎項。這是個國際化、有電影味道的假名,不屬於任何國家,很難用種族或宗教的角度來判定。對一個沒有祖國的浪人來說,這是個再完美不過的名字。
潔塔也改了她的姓名。「我叫塔羅。潔妲‧塔羅(Gerda Taro)」。跟她最喜愛的女演員葛麗泰˙嘉寶的名字母音、音節以及音調都一樣。聽起來或許像西班牙名字,但也可以是瑞典或是巴爾幹半島的名字,卻不帶猶太色彩。
她說,若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挑選,這算是什麼世界啊!
這也是一場賭注,一種無傷大雅的隱瞞,但是是真心誠意的。他們改頭換面,變更角色,重新出擊。就像她小女孩時在斯圖加特家中閣樓模仿默片裡的女演員。
演員的角色很清楚。他們只需要劇本來演出電影,他們很快就找到了。安德烈負責拍照,潔妲推銷照片,羅伯‧卡帕坐擁名聲。但是潔妲把羅伯‧卡帕定位成高價的專業攝影師,所以底片絕不賣低於一百五十塊法郎的價格。這是高於市價三倍的價格。她母親的教誨再度驗證。還有他父親德茲索‧費里德曼的名言也是:成功的表象一定會帶來成功。
當然,他們偶爾還是免不了會遇到問題,跟他們的劇本計畫有所出入,但他們總能聰明地解決了。如果安德烈那場人民陣線聯盟大會或者雷諾汽車罷工沒拍出好照片,潔妲總能幫忙隱瞞。
「卡帕那個混帳又跟某個女演員跑到蔚藍海岸鬼混。他捅了蔞子真該死。」
但賭注向來伴隨風險,並非全然無害。安德烈把卡帕的角色演得淋漓盡致。他就像戴上手套一樣,將卡帕披掛身上。不管喜不喜歡,他都費盡心力想成為這個勝利、膽大的美國攝影師。然而他內心深處一直有股苦澀,不知道這兩個男人,她愛的究竟是哪一個。安德烈深愛潔塔。潔妲深愛卡帕。而卡帕就像所有的偶像一樣,最終只愛他自己。
他的相機總是瞄準事件發生的地點,他爬上拉法葉藝廊的閣樓,鏡頭對準雷諾汽車的工廠、水牛運動場的看臺階梯上,那裡看得到十萬名法國民眾擠在草坪上慶祝汽車工人罷工成功。他躲在群眾當中,混在街道上的集會裡,尋找全新的角度,傳達經過他手中卻稍縱即逝的一刻。
日子過去,燕子慢了一步飛走。他們全然沒注意危險。他們工作纏身,降低了警覺心。然而有人緊緊地跟蹤他們的作息:〈多摩咖啡館〉廣場的第一杯咖啡;她在聖德尼斯區公車上手探進他的襯衫裡;他們在新橋到〈馬克馬翁俱樂部咖啡館〉途中的計程車上匆促親熱一番;潔妲在布盧瓦旅舍的樓梯間,伸出雙手遮住他的臉,他則急忙地掰開她的手指,眼裡閃爍著心醉神迷的光芒,陽光從她的指縫間流洩,他急忙地搜尋她的嘴,迫不急待,氣喘吁吁,她的手指頑固地解開他襯衫的扣子,他伸出舌頭舔舐她高傲的下巴,他們擁抱彼此,爬到三樓的房間,他們每到一個樓梯間平台就緊抱在一起,他們癱軟無力,終於把鑰匙插進房門的鑰匙孔。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看在間諜眼裡,愛情沖昏了他們的頭。愛情是盲目的。只有秦那老練的塔木德學者的敏銳觀察力,偶爾發現了不尋常的巧合,像是許多臉孔太過頻繁出現在同樣的場所,他們的暗中跟蹤一定不會帶來什麼好事。
然而他們剛拿到記者居留證,有嶄新的身分,讓他們感覺安全。他們年輕氣盛,俊男配美女,所向披靡,好似所有的過往都一筆勾銷。羅伯‧卡帕和潔妲‧塔羅才要踏出人生的第一步。難道還有其他比這更崇高的夢想?
五月三日,左派的人民陣線聯盟來到總統府香榭宮,跟不久之前西班牙發生的事件一樣,而羅伯‧卡帕就在現場拍攝那情緒沸騰的每個場面。大約三個月前,德國軍隊悄悄地佔領了萊因地區,挑戰凡爾賽合約。法國上下人心惶惶。巴黎人開始有所行動。數千名不知名的居民走上街頭,當他們擠滿巴黎歌劇院欲觀看投影在大螢幕上的選舉結果,他們憂慮、緊張,或者期盼的臉孔,全收進了他的每張照片裡。一股阻擋法西斯主義侵略的力量終於崛起。社會黨和其候選人拔得頭籌,贏得三分之二的眾議院席次:李昂‧布律姆(Léon Blum),他是逃過二月法西斯份子一次暗殺的英雄。紅色的旗幟飄揚在政府全體部長的頭頂。蒙帕納斯區的小廣場出現街頭藝人以手風琴演奏〈國際歌〉。
七月時,瑪利亞‧艾斯納要求潔妲跟卡帕協商採訪一篇凡爾登戰役二十週年紀念,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為慘烈的一次戰役。照片揭露了悲涼的場景:無垠土地上遍佈燒焦的樹木和積水的坑洞。這次的紀念特別扣人心弦。數以百計的鎂光燈照亮了戰士的墓園。每個安息的戰士都躺在白色的十字架後面,每個墳墓前都擺上了一束鮮花。在壓迫的肅寂當中,一聲炮擊忽地響起。就在這一刻,所有的鎂光燈停止,黑暗吞噬了群眾。沒有人發表演說。只有一個四歲小孩祈求世界和平的聲音。他的呼喚,從墓園四個角落的擴音器傳了出來,在場人士無不寒毛直立。
從凡爾登回來不久之後,潔塔跟安德烈,或者說潔妲跟卡帕跟幾個朋友一起吃晚餐,慶祝人民陣線聯盟通過調升薪資。他們坐在〈大世界咖啡館〉的陽台,服務生端來全左岸最棒的雞尾調酒。她一襲黑色露背洋裝,頗有好萊塢女星的氣息。他則打上領帶並套上淺色外套。一陣輕柔的微風吹拂著塞納河畔的樹木。音樂、笑聲,杯子碰撞聲,忽然間,在這愉快的一刻,烏鴉再次揮動翅膀。
收音機的播報聲從餐廳廚房的一個小窗傳了出來,西班牙在摩洛哥屬地的西班牙軍團暴動,帶頭者是個名不見經傳、地位卑微的將軍,名叫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西班牙翻版。
倒數的時刻已經開始。
賭博是種不知不覺的疾病,隱藏在基因裡,就像頭髮的顏色或是相信預兆一樣。安德烈的血液流著這種基因。遇到不順遂,他總是借酒澆愁或賭博。正如同布列松睜著那雙諾曼第人老實的眼睛說過:安德烈從來都不是個絕頂聰明的傢伙。他的聰明不是靠腦筋判斷,他是個直覺很強的賭徒。他會注意到其他人沒注意到的細節。他應該是從經歷培養出敏捷的嗅覺。他十七歲離家,換過一間又一間的旅館,然後走過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他有種預知戰爭即將爆發的能力。他是個天生的賭徒。
多年後他證實了他說的道理,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凌晨,霧氣劃破了英吉...
作者序
二○○八年一月,三箱總共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和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出現在墨西哥。那是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也就是秦的作品。總共三千多張從未發表過的照片。導演崔夏‧吉芙(Trisha Ziff)透過墨西哥將軍佛朗西斯科‧阿奇拉‧貢薩雷茲(Francisco Aguilar González)的後代找到了箱子,三○年代末期,他在法國馬賽當外交人員,協助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脫逃。目前,這些資料保存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待研究。幾乎所有報紙都稱這個發現是新聞攝影史上的一大要事。
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照片,也就是在墨西哥找到的其中一張照片(見本書封底)。我指的是潔妲‧塔羅躺在旅館房間的一張小床上,極為年輕,身上穿著卡帕的睡衣。如果她的眉毛不是修得那麼細緻,或許看起來就像個小男孩。她側躺著,一隻手壓在胸前,一頭凌亂的頭髮,左腳曲起,睡褲褲腳掀到膝蓋,一副翻來覆去許久才終於入睡的模樣。
我從以前就一直欣賞羅伯‧卡帕。他的攝影集向來放在我書房裡尊榮的位置,跟柯多船長(Corto Maltés)、尤里西斯(Ulysses)、史考特隊長(Captain Scott)、邦蒂號(Bounty)上暴動的水手、希斯克里夫(Heatchcliff)、凱瑟琳‧恩嘯(Catalina Earnshaw)、艾馬殊伯爵(Almásy)、凱瑟琳‧克利夫頓(Katharine Clifton)、約翰‧里德(John Reed)、露意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以及所有奮戰不休的英雄,擺在一起。我不只一次想寫寫關於他的人生。我覺得我的國家虧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說吧!虧欠他和潔妲兩人。我真的覺得這是尚未償付的一筆債。而償還的時間當然還沒到。事情不用選擇,該發生的時候就會發生。
除了照片資料,有些書對於動筆前的資料收集階段助益頗大。第一本是理查‧維蘭(Richard Whelan)撰寫,有關羅伯‧卡帕的傳記,還有艾力克斯‧凱爾蕭(Alex Kershaw)扣人心弦的傳記《鮮血與香檳》。為了營造馬德里、瓦倫西亞和巴塞隆納的氛圍,以及當時的政治陰謀、愛情陷阱,我參考了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的《烽火中的理想家》,其內容忠實反映並描述當時人們前去觀看事件卻遭到逮捕的過程,某方面來說,他們著迷於最後一場的浪漫戰役,或者說這是最後一場至少還能選擇黨派傾向的戰爭。此外,記者費南多‧歐爾梅塔(Fernando Olmeda)由「辯論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潔妲‧塔羅的研究也幫了大忙。礙於我的德文程度有限,幫我省了部分力氣,不需鑽研那些直接用德文撰寫的史料。費南多‧歐爾梅塔的書蒐集了德國女作家伊梅‧夏柏(Irme Schaber)大量的資料和證詞,後者關於潔妲‧塔羅的傳記是當今發行過最具權威且最詳盡的,可惜沒翻譯成其他語文版本。她挖掘出二十世紀最有趣且最勇敢的一個女性角色,賦予她應有的價值,讓她免於遭世人遺忘。
這部小說也多虧幾位記者朋友的相助,他們是戰地通訊記者,從他們的新聞報導和著作,我學到原來有些旅程是一條不歸路;而戰爭,能讓一個人再也回不到過去。他們知道自己是誰,甚至也出現在這本小說裡。透過小說,我也向所有的通訊記者獻上敬意,他們有男有女,不論過去或今日,每天奉獻專業,讓我們能在每天清晨平靜地吃早餐時,知道世界是怎麼開始它的一天。
至於我,試著忠實呈現一些活在極限的人生,但也沒放過最黑暗或最具爭議的章節,像是那張聞名天下的照片「倒下的士兵」。所有關於內戰的故事都是經過查證的真實史料,同樣的,所有提及的作家、攝影記者、士兵、軍人的名字也都確有其人。其他部分,像是住址、家人回憶、讀物等等,則是小說家的自由發揮。
我想以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透過他們照片所傳達的精湛技術和熱情,呈現那個混亂年代的緊迫節奏和曲折複雜。但我沒攝影天分。所以只能以我的方式跟利器,試著拉近影像和文字間的距離。讓每個人都盡其所能。
最後我想說的是,從下筆到小說結束,作者也不再是原本的自己。就某方面來說,寫這本小說就像經歷了一場戰爭,代表了我的小說家生涯──一個沒有回頭路的所在。我的一部分永遠地停在砲聲隆隆的那幾年,天亮時,潔妲‧塔羅穿著睡衣,甜美地從夢中醒來。
二○○八年一月,三箱總共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和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出現在墨西哥。那是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也就是秦的作品。總共三千多張從未發表過的照片。導演崔夏‧吉芙(Trisha Ziff)透過墨西哥將軍佛朗西斯科‧阿奇拉‧貢薩雷茲(Francisco Aguilar González)的後代找到了箱子,三○年代末期,他在法國馬賽當外交人員,協助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脫逃。目前,這些資料保存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待研究。幾乎所有報紙都稱這個發現是新聞攝影史上的一大要事。
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照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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