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陳壽「不忘舊國」探析】
第一節 魏晉史籍概況與陳壽的「文質辨洽」
一、陳壽《三國志》的權威地位
仕宦西晉（二六五-三一六）王朝的蜀漢（二二一-二六三）舊臣陳壽（二三三-二九七），其著作《三國志》甫一問世（約二八五-二八九）就得到人們的讚揚。唐初史臣於《晉書．陳壽傳》即記載兩位史家的行與言，呈現出當代相當崇高的評價：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又有《晉諸公別傳》：「（陳壽）除中書箸作佐郎，撰《三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作卽壞己書。」 唐初史臣記載得較完整：首先是交代「時人」對陳壽「善敘事」與具有「良史之才」之肯定；其次則交代北人夏侯湛（二四三-二九一）非常欽佩《三國志》一書的成就，甚至不惜因而毀壞己作《魏書》，表示無法再超越該書，《晉諸公別傳》更言及當時不僅夏侯湛一人如此；最後再安排進當代「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的晉史重鎮張華(二三二-三○○)願意託付《晉書》一事 ，道出陳壽的卓越史才。時人既然已經如此重視之，也難怪西晉王朝在陳壽死後還派人登門抄錄其史籍了 。
往後東晉時期還有許多研究《三國志》的著作陸續出爐，例如徐眾《三國志
評》 、王濤《三國志序評》 、何琦《三國評論》 等，《三國志》的傳播顯係相當廣佈。當時從北方南渡的史家孫盛（三○七-三七八） ，曾嘗試考核《三國志》的記載，還指出陳壽《三志》敘述的相互矛盾之處，《異同評》：「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孫）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虞喜（二八一-三五六）《志林》有「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 一言。王隱（二八四？-三五四？）《晉書》亦有〈陳壽傳〉，理應閱讀過《三國志》。至於依據《三國志》撰寫過〈三國名臣頌〉的袁宏（三二八-三七六），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南齊（四七九-五○二）、蕭梁（五○二-五五七）之際的劉勰，在琳瑯滿目的三國史著作中，亦是最最青睞《三國志》，給予該書睥睨其他史籍的崇高地位，《文心雕龍．史傳篇》：
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
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
妄譽也。
《陽秋》係指視曹魏（二二○-二二五）為正統的孫盛《魏氏陽秋》（《魏氏春秋》），其餘即是在前一章第一節已經略為提及的魚豢《魏略》，張勃撰寫有偏袒孫吳（二二九-二八○）傾向的《吳錄》 ，以及反映三國統一後江東民情的虞溥《江表傳》 。從書名已不難判斷四本著作聚焦的內容。剛好前面兩本著作係從曹魏政權的立場書寫三國史，後者係偏向從孫吳政權的立場解讀三國史。至於「之屬」、「之類」等字眼，誠如汪榮祖研判：「（劉）彥和舉此四者，以概其餘。」 劉勰指稱的「激抗難徵」、「疎闊寡要」者，很可能就是指《三國志》以外的大部份三國歷史著作。
二、魏晉時人的偏黨意識
從後世視陳壽《三國志》為四史之一，將之與司馬遷《史記》、班固（三二-九二）《漢書》、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後漢書》等頂尖史家、史籍相提並論，劉勰十分推崇《三國志》一書絕非過譽之辭。尤其是魏晉時期，史家在有意無意間過份從自我立場敘述歷史的情況非常普遍，陳壽能盡量避免身陷這一潮流風氣，甚至取得「文質辨洽」的美譽實屬不易。
從史家平日的生活實況，不難發現各地人物在交流時往往有敵意存焉。例如江東世族陸機（二六一-三○三）在北上後，就遭到北人於大庭廣眾中無禮詢問的待遇，《晉書．陸機傳》：
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旣起，（陸）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
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
優劣。
這故事可視作當時南北人士互相敵視的案例，與說明「亡國之餘」入北後於殊邦異域的艱困處境 。即使地域範圍是在「郡」的層級，也是常常見到不同地域的士人間有相互較勁的意識。例如襄陽土豪習鑿齒 （？-三八四？）與他人的言語交鋒，《世說新語．排調》第四一條：「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注：「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 這次相互調侃的對話，反映出當時確實有從地域本位進行爭論的風氣。該行為於魏晉時期頗為普遍，《世說新語．言語篇》第七二條：「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結局究竟是誰勝誰負、誰真誰偽，甚至於讓人有「無可無不可」之感。
人們難免從各自的地域本位(sectionalism)出發以詮釋各種信息，進而對自己
地域較熟悉的一切保有情感，對於殊邦異域則較抱持著疏離、甚至懷有敵意的偏見。任軍峰：
無論是就理性還是情感而言，人們總是對自己所生存的地域空間產生某種歸屬感，對該地域內社群的生活方式、制度型態、價值觀念形成直接的生存體驗以及心理上的親近感和舒適感，而對「遙遠的他鄉」則懷有某種本能的疏離感甚至潛意識中的敵意。
史家往往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於史籍著作表露出自己的地域本位，亦即「地域意識」 造成了史籍的偏黨現象 。習鑿齒推崇襄陽的心態，其實亦反映在其編年體通史《漢晉春秋》 ，陸機於史論〈辨亡論〉一文也是「黨吳」情況非常明顯 。除了「地域意識」，還需要注意的就是時常與「地域意識」重疊的政治意識型態 ，以及家族等等因素，信然皆左右著史家筆下的史籍面貌。
陳壽最能平心靜氣地敘述歷史，撰寫出《三國志》這部鴻著；然而史家畢竟
是有限的個體，難免還是有留下「故國之思」的痕跡。最顯著的案例 ，例如陳壽對劉備的帝王異相、出生本末即保留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
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
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
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
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
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
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
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
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
但是對於曹魏、孫吳官方史籍《魏書》、《吳書》記載之帝王的異相與出生本末，可謂大幅刪除。例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魏官方之《魏書》，詳載曹魏帝王家族之「出生本末」：
（曹操）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王沈《魏書》，敘述魏文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二二○-二二六在位）之「至貴」、「非人臣」其實是天意：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陳壽則將兩條史料幾乎盡皆刪除，僅留下：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
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
末。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再例如孫吳官方之《吳書》載孫堅（一五五-一九一）出生本末，敘述頗為詳細生動：
（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
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
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陳壽也僅言：「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這些案例與〈先主傳〉詳載劉備的異相與出生本末相比，差別十分顯著。尤其是陳壽將「此樹非凡」一事納入傳中，應是認為劉備之崛起早就有預示了；未免予人附會之感，而違反了理性思考的原則。史家予奪之間、取與不取之間，應有其隱微之用心。此案例不可小覷，其涉及到政權合法性的敏感問題，一來一往之間，顯然陳壽隱約還是有替蜀漢發聲。
人性問題實在是無可避免，誠如唐代（六一八-九○七）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史通．外篇．雜說》：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
縱使意欲心如平鏡，史家著述時難免還是有偏黨的意識發用。或者非關要言卻依然保存於史籍，或者特別重視較親密的人、事、物，實乃人之常情、無可避免。只是說，相信優秀的史家還是能使其著述盡量客觀，降低私心的干擾或影響。
而且史家有時還受到政治處境左右，使其著作或多或少需與現實妥協。西晉、
曹魏乃是「和平地」禪讓，諸多西晉大臣之父祖，連同晉武帝司馬炎（二三六-二九○，二六六-二九○在位），奠定基業的司馬懿（一七九-二五一）、司馬師（二○八-二五五）、司馬昭（二一一-二六五）父子都曾經是魏臣。誠如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錢大昕（一七四四-一八一三）所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 陳壽採取三書並行的方式，較平等地書寫曹魏、孫吳、蜀漢政權歷史，當時而言已屬相當難得的創舉；但還是需要考量自身政治處境，而將曹魏帝王列諸本紀，也難免在敘述三國歷史圖像時又有偏向曹魏的情況。司馬氏授意撰寫的王沈《魏書》，更是在敘述曹魏帝王的出生時進行造神運動，前引的曹丕有「非人臣之氣」正是顯例。該段記載的用意，誠如張榮明：「歷代帝王誕生的相關歷史記憶，與其說反映了歷史真實，毋寧說反映了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求政治合理性的真實。」 從司馬氏替曹魏政權尋求政治正當性、合理性的舉動，代表著西晉北人對於三國正統之歸屬根深蒂固的認定。陳壽還是需要將本紀的位置保留給曹魏政權，方能避免與西晉王朝的史觀產生莫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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