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序】
既然歷史沒有如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做了這樣的一個調查：「《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已經持續五個月，如果可以重頭開始的話，你會希望這場風波有發生還是沒有發生? 」結果四分之三的受訪者選擇沒有發生。
也難怪。這場運動的成本，太大了。社會大眾的關注都放在運動之上，其他事情基本上都停下來。娛樂消遣行業受到全面打擊，外來訪客數目大幅下降，我們在大學的也擔心下個學年大概不會招到外地學生，估計很多自資（self-financing，自籌資金）課程都要倒閉。許多既有的社會底線被一一超越，示威者從掟（扔）磚變成掟汽油彈，警察從噴胡椒水變成開真槍。我自己晚上外出前多了一個習慣，就是看看手機的「哨兵群組」通報什麼地方有催淚彈要避開。當然，上述的各種麻煩，相對於因為這場運動而被捕、入獄，以至付上寶貴生命的年輕人來說，都微不足道。
我把這條民調題目放了在自己的臉書專頁，引來不少討論。和民調結果相反，很多網民都說寧願這場運動有發生。他們十分瞭解上述的各項影響和犧牲，但是他們也明白香港所面對的困難是結構性的，如此一場全民抗爭其實早晚都要爆發。既然如此，這場運動能以過去數個月的方式發生，把香港人團結起來，向世人發出對專制崛起的警惕，那麼有發生，似乎又比沒有發生要好。
想起來，「寧化飛灰，不作浮塵」正正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九七離港時的臨別贈言。
對於為什麼說這場運動其實早晚都要發生，接下來的十六萬字可說是一種解說，在此不贅。但在解說前，我想先指出解說的重要。假如我們認知某些挑戰很有可能要來臨，那麼就算到時真的躲不過去，也最起碼可以通過認識來認真準備。
過去一段日子，每當我向臺灣媒體解釋香港的情況，都會被問到如何看「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說話。嚴格來講這句話有很多問題，畢竟兩地歷史和制度上有一定差異。但現實上兩地確因同處中國與世界碰撞的前緣，因而唇齒相依。可惜，香港的實際情況在臺灣往往會被高度簡化。真實的香港，不是純粹的外來打壓和本土反抗；香港人對中國的想像，歷史上不斷在改變，不同年齡和階層的想法也不一樣。「一國兩制」在制度和執行上的問題，也不是三言兩語足以說清。
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把香港問題各項重要的細節逐一闡釋。畢竟歷史沒有如果，我們不可能真的重頭選擇這場風波沒有發生；不過既然發生了，既然香港因此成為了世人的焦點，那就藉此機會把後面的脈絡說明白。
我們改變不了過去，但是我們還有未來。而無論香港要變成怎樣，香港的故事也很有必要向香港以外的地方說清楚。畢竟，結構上，香港、臺灣，以至中國大陸本身，面對的實是同一個漩渦。
【前言】
答問做為一種異議
這個寫作計畫的緣起，要說到八年前我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邀請，在他們的碩士班開課講香港社會與政治。學院的碩士班和香港其他修讀式的研究院課程一樣，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很多。他們一方面未必有社會科學的背景，對香港的議題也一般不甚瞭解，於是學院便想到開一門公共事務分析課，並以香港為案例，培養他們當記者所需的社會思考意識。我立即同意了學院的邀請。與從中國大陸來香港念新聞的學生談香港，可是一件好差事。
中國宏大論述中的香港
儘管願意來香港念新聞的學生通常比較崇尚自由，但要和他們談香港也不容易。畢竟，中國大陸對香港有其官方敍事，對於從小在這套系統內認識香港的學生，來港後往往會遇上很多現實差距，每件事情都要逐一解拆。例如近年來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屢創新低，自認中國人的年輕人曾跌到連一％都不到，這點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大多沒有聽過。
中港之間的認識差異，近年更變本加厲。在當前中國的宏大論述當中，中國在晚清經歷了所謂「百年屈辱」，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是近代中國最好的時代。這說法當然有一定基礎，但當社會中的各種事物都被放進這個框架來詮釋時，就會出現很多問題：過去中國曾經更為開放進步的面向，會被抹殺；當今中國尚未解決的問題，會被淡化。
香港在這個宏大論述之中當然無可幸免：英殖香港被視為中國過去不光彩的一頁，香港回歸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證明；當今香港尚會有人批評中國的話他就一定是執迷不悟，而且一定是受境外敵對勢力唆使。現在的香港，引用《環球時報》的說法，是年輕人被「放縱太久」和被「外國反中亂港勢力」煽動，我們應該認識和批判他們的「險惡用心」和「醜陋嘴臉」。
這些當然都是嚴重片面甚至失實的說法，事實比這些愛國措辭要複雜太多，但說這些話的人要的不是事實。借用近年的說法，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所描述的香港，基本上都是「假新聞」，目的不是要真誠解釋香港在發生什麼事情，而只不過是為既有的政治立場鳴鼓開路。最起碼，當官方論述的對象不是香港而換成其他中國政府沒有打算收回的「固有領土」，如中俄邊界爭議時，同一套路就會忽然消失。愛國在此只不過是政權的工具。
站在學術角度看香港
面對情感澎湃的國仇家恨，我總會在開學的第一課和學生說：當你進了這教室的門，你的第一身分是一名學者，不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或什麼人。我歡迎你分享你的個人經歷，我們可從中互相學習；但一個觀點是否值得支持，我們只應看它在學究上是否站得住腳，更千萬不要因為結論不合脾胃便立即聯想到一定是對方動機不純。回想從前我在中國大陸做調研，常常被人問到我拿的是中國還是外國護照，好像知道一個人的國籍就可以判斷對方能否客觀似的，這當然不是一個理性討論問題的表現。判斷是非，從來和愛國與否無關，也不應和結論傾向哪一方相關。學術就是學術。
問身分認同，近年文化研究的學術共識是儘管它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例如隔個山的社群說話口音通常有些分別），但選擇把哪一些文化連結放大，把哪一些的文化分野抹去，以便製造共同的向心力，就是社會使然的政治工程。這樣去理解，比談什麼「血濃於水」或「民族大義」更能解釋自二次大戰以來香港人身分認同和中國想像的離合。
問政府管治（governance），近年政治學認為，要明白一個地方的管治得失，除了要看組織制度與法規條文外，還要研究它們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訂立，又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執行；而兩者之間的差異，又會如何使得相近的組織制度與法規條文帶來不一樣的社會影響。以此理解什麼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比八股文地重複「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更有助釐清香港政治爭拗（指爭論者皆堅持己見，互不相讓）的重點。
問經濟發展，近年社會學強調市場並不抽象地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會環境當中，優勢和弱點不一定來自先天或個人因素，很多時候也受所處的權力關係所影響，有絕對權力者甚至可以製造壟斷，所以我們不能假設有買有賣就代表市場有效運轉。以此來理解香港的房屋、勞工，甚至醫療與教育等議題，比迷信實為新自由主義的「獅子山精神」，以為努力總有出頭天來得實際。
上述種種，在學術界已談不上是什麼創見，就算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也應該在通識課聽過。這些分析方法，也不止可應用於香港。如果學生畢業後有日被派到南美洲去報道（報導）新聞，用上同一套的社會思考意識，也應能更有深度地理解當地社會。我並不關心學生在這課程完結後對香港的政治立場有沒有改變，重點是他們學會認識社會議題需要的方法和態度，不要人云亦云。（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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