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達林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由的意義，直到我抱了史達林。他比我想像得高多了。諾拉老師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老愛強調史達林個子小。明明他不比路易十四矮，可是他們從來不提路易十四的身高，這不是很怪嗎？總之，諾拉老師一臉嚴肅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老是犯這個錯，注重外表勝過真正重要的事物。史達林是巨人，而且他做了什麼比他個子高矮重要多了。
諾拉老師接著解釋，史達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眼睛會笑。真的嗎？他眼睛會笑？那是因為他嘴唇被臉上兩撇和善的八字鬍遮住了，所以你如果只注意嘴唇，就永遠看不出他是真的在笑還是怎樣。可是你只要一瞥他充滿智慧、洞悉一切的棕色眼眸，馬上就能分辨，對，史達林在笑。有些人不敢和你對視，心裡顯然有事想隱藏。史達林永遠直直看著你。只要他想，或是你表現良好，他眼睛就會笑。他總是穿著樸素外套和棕色鞋子，而且喜歡將右手放在外套左胸底下，彷彿摁著心窩，左手則常插在口袋裡。
「口袋裡？」我們忍不住問：「走路手插口袋不是很沒禮貌嗎？大人老是叫我們走路手不能放口袋裡。」
「那是沒錯，」諾拉說：「但蘇聯很冷，而且——」她補充道：「拿破崙也是一直把手插在口袋裡，就沒有人說他不禮貌。」
「不是口袋，」我怯怯地說：「是馬夾裡，那在當時是有教養的表現。」
諾拉老師沒有理我，直接想跳到下一個問題。
「而且他很矮，」我打斷她說。
「妳怎麼知道？」
「我奶奶跟我說的。」
「她跟妳說了什麼？」
「她跟我說拿破崙很矮，可是當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還是黑格爾，我忘記了，他在見到拿破崙之後，卻說他看見世界精神坐在馬背上。」
「是韓格爾，」諾拉老師糾正我說：「他說得沒錯。拿破崙改變了歐洲，將啟蒙運動的政治體制傳播出去。他是偉人，但史達林比他更偉大。要是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見到史達林，當然不是看見他坐在馬背上，或許是站在坦克上吧，他一定也會說自己看見了世界精神。史達林啟發的人更多，不只歐洲，還有非洲和亞洲數百萬的弟兄姊妹。」
「史達林喜歡小孩嗎？」我們問。
「當然喜歡。」
「比列寧還喜歡嗎？」
「和列寧差不多。但史達林的仇敵老是隱瞞這一點，把他形容得比列寧更壞。因為對他們來說，史達林更強大，而且危險幾百倍。列寧只是改變了俄國，史達林卻改變了全世界。所以明明他和列寧一樣喜歡小孩，卻沒有人好好報導這件事。」
「史達林有和恩維爾叔叔一樣喜歡小孩嗎？」
諾拉老師遲疑不答。
「還是他比恩維爾叔叔更喜歡小孩？」
「答案你們都曉得，」她對我們溫暖一笑。
史達林可能真的喜歡小孩，小孩可能也喜歡史達林。但我敢說，百分之百肯定，就在那個濕淋淋的十二月午後，當我連跑帶跳從港口來到文化宮旁的小花園，我對史達林的愛也到達了最頂點。我汗流浹背，全身顫抖，心臟猛力狂跳，感覺就快從嘴裡迸出來了。我拚命跑了快兩公里才看見那座小公園。但當史達林出現在遠方，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他穿著樸素外套和古銅色鞋子站在那裡，右手放在外套底下，彷彿摁著心窩，表情就和往常一樣莊嚴。我停下腳步，左右看了一圈，確定沒人跟著我，接著便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我右臉貼著他的大腿，兩手吃力圍抱他的膝蓋，整個人埋進去像消失了一般。我努力克制呼吸，閉上眼睛開始數數。一、二、三。當我數到卅七時，耳朵裡再也聽不到狗叫聲，示威群眾鞋子踩在水泥地上的巨響也成了遙遠的回音，只有他們的口號偶爾在我周圍迴盪：「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等我確定自己安全，便放開了史達林。我坐在地上，開始仔細打量他。他鞋子上最後幾滴雨水快要乾了，外套上的油漆也開始褪色。史達林就像諾拉老師形容的那樣，是個古銅色的巨人，手和腳都比我想像得還要巨大。我拉長脖子仰頭往上望，想確認他的上唇真的被八字鬍蓋住，而眼睛會笑。但我沒看到笑容，也沒看到眼睛、嘴唇，甚至八字鬍。史達林的頭被示威的流氓偷走了。
我摀住嘴，差點驚呼出來。史達林竟然被人砍頭了？這位留著和善八字鬍，早在我出生前就矗立在文化宮花園裡的古銅色巨人，韓格爾見到肯定會說他是站在坦克上的世界精神的偉人，怎麼會沒有頭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為何要高喊：「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是什麼意思？
我從來沒思考過自由，因為沒有必要。我們很自由，甚至自由到我常覺得它很累贅，甚至很危險，就像那天一樣。
我沒想到自己會捲進示威裡。我對示威幾乎沒有概念。幾小時前，我還淋著雨站在校門口準備回家，心想要左轉、右轉，還是直走。我有決定的自由。每條路都各有麻煩，我必須權衡因果，思考可能的影響，然後做決定，而且知道自己之後可能會後悔。
那天我顯然後悔了。我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回家，結果做了錯誤的決定。學校規定班上每天要有四個人當值日生，放學後留下來打掃，但男生通常會找藉口開溜，最後只剩下女生。那天輪到我和好朋友艾隆娜當值日生。平常我和她打掃完就會離開學校，路上遇到坐在街角人行道上賣葵花子的老婆婆，就會停下來問：「我們可以試吃嗎？妳賣的葵花子是有鹽還是無鹽？烤過還是沒烤過的？」聽到這話，老婆婆就會打開她帶來的三只袋子，裡頭是有鹽烤過的、無鹽烤過的和無鹽沒烤過的葵花子，而我們會每個都試一點。只要手上有點錢，選擇就很多。
之後，我們就會啃著葵花子左轉朝艾隆娜家走，然後用她掛在母親項鍊上、收在制服裡的生鏽鑰匙開門，而且那門有一點難開。接下來我們就得選擇玩什麼遊戲。十二月很簡單，因為全國歌唱比賽每年都是那時開始，所以我們會自己編歌，假裝去上全國節目。我負責寫歌詞、艾隆娜唱，有時我也會用大木匙敲鍋子當成打鼓伴奏。但最近艾隆娜對歌唱比賽沒興趣了，比較喜歡玩扮家家酒，因此常叫我放下廚房裡的鍋子，跟她一起待在父母親的房間，試別她媽媽的髮夾、穿她的舊婚紗、用她的化妝品，並且假裝替洋娃娃餵奶，直到中飯時間。這時我就得決定，是要順著艾隆娜的心意繼續玩扮家家酒，還是說服她一起去煎蛋。如果沒有蛋，那是要吃麵包沾橄欖油，還是只吃麵包。不過，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選擇。
那天真正讓我左右為難的，是我和艾隆娜為了打掃教室吵了一架。她堅持我們兩個不只要掃地還要拖地，否則就別想拿到那個月的最佳清潔值日生獎。她媽媽很在意這個獎。我說我們都是奇數日掃地，偶數日掃地和拖地。今天是奇數日，所以只要掃地就好，既能早點回家，又還是可以拿獎。她說可是老師不那樣想，而且還提醒我上回就是因為打掃馬虎，才害我爸爸媽媽被叫到學校來。我說才不是因為我打掃馬虎，而是週一糾察隊發現我指甲太長了。她說那才不重要，總之打掃教室就是既要掃地又要拖地，否則就算月底拿到獎，感覺也是作弊。而且，她接著又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她都是這樣打掃家裡，因為她媽媽就是這樣做。我告訴艾隆娜，她不能每次都用她媽媽怎樣當理由，說完就氣沖沖離開了。我淋著雨站在校門口，心想艾隆娜是否有權期待所有人都對她好，就算她是錯的也一樣。我是不是應該假裝自己喜歡掃地和拖地，就像假裝自己喜歡玩扮家家酒那樣。
我從來沒有跟艾隆娜說，但我討厭扮家家酒，討厭去她媽媽的房間穿婚紗。我覺得穿死人的衣服或用對方幾個月前還在用的化妝品，把自己打扮成她，感覺很可怕。但扮家家酒是最近的事，而且艾隆娜一直期待妹妹出生，可以陪我弟弟玩。可是她母親過世了，剛生下的妹妹被送到孤兒院，只留下婚紗。我不希望艾隆娜因為我不肯穿那件婚紗或討厭髮夾而難過。當然，我有跟她說我不喜歡扮家家酒的自由，就像我有讓她自己一個人在教室拖地的自由一樣，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我決定最好還是跟艾隆娜說實話，即使那會傷了她，也不要只為了讓她開心而說謊。
如果不是左轉去艾隆娜家，我就會右轉。那樣走距離最短，從兩條小巷接到大馬路，正對一家餅乾工房。但這裡又會有一個兩難，因為每天貨車快來的時候，總會有一大群放了學的小孩聚在這裡。如果我選擇右轉回家，就得加入「餅乾行動」。那是我們私下取的代號。我和其他小孩會沿工房外牆站成一排，焦急等待貨車出現，一邊留意門的動靜，一邊豎耳傾聽馬路上的任何異樣，例如腳踏車、馬或馬車經過的聲響。等著等著，工房的門會忽然打開，兩名貨車工人有如扛著地球的亞特拉斯（Atlas）扛著餅乾箱子走出來。這時會有一場小騷動，所有小孩一湧而上，大聲高喊：「貪心鬼呀貪心鬼，餅乾，餅乾，貪心鬼！」原本整整齊齊站成一排的小孩會自動分成兩隊，一群急先鋒伸手亂抓，努力攫住工人的膝蓋，另一群後衛衝到工房大門擋住去路。兩名工人拚命扭動下半身，免得被我們纏住，上半身則是肌肉緊繃，死抓住餅乾箱。但總會有一包餅乾掉出來，小孩就會開始你爭我搶。這時工房經理就會出來，手裡抱著一大堆餅乾，讓所有小孩開心滿意，解散離開。
我有右轉或繼續往前走的自由。如果我選擇右轉，就會遇到上面那些事。期待一個十一歲小孩繼續往前，不去討餅乾，也不去理會從工房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的餅乾香，不僅太過天真，而且也不合理，甚至不公平。期待她直接從其他小孩面前走過，絲毫不管他們質疑的目光，彷彿一點也不在意貨車就快來了，也同樣不合理。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那個不幸下午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媽媽就是要我那樣做。這就是為什麼選擇走哪一條路回家會和自由扯上關係。
從某方面來說，我爸爸媽媽會那樣交代，是我自己不對。我不該像是拿到戰利品似的捧著餅乾回家。但那位新來的工房經理也有錯。她才上任不久，還搞不清楚狀況，誤以為小孩出現只是偶發事件，因此不像之前幾任經理只給每個小孩一塊餅乾，而是每人給一整包。我們察覺到情況有變，也意識到這對接下來幾天的「餅乾行動」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因此沒有立刻把餅乾吃掉，而是趕緊將整包餅乾收進書包裡，趕緊離開。
我承認，我沒想到拿出餅乾、跟爸爸媽媽說餅乾是怎麼來的，他們會這麼大驚小怪，更沒想到自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是：「妳有沒有被別人看到？」我當然有被別人看到，而且不只是發餅乾的經理。沒有，我記不清楚她的長相。對，她大概四、五十歲。個子不高不矮，可能是中等身材。頭髮是黑色的，波浪捲，笑容很燦爛、很誠懇。這時，我爸爸忽然臉色發白，雙手抱頭從扶手椅上站了起來。媽媽則是轉身離開客廳，同時示意爸爸跟她一起去廚房。奶奶默默摸著我的頭，正坐在角落吃我給他的餅乾的弟弟察覺氣氛不對，停下嘴巴開始大哭。
他們要我答應以後再也不會在工房那裡逗留，或在外牆邊等候，而且要我開口，說我知道讓工人好好做事很重要，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店裡很快就沒餅乾可賣了。互相，爸爸向我強調，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互相上。
我答應的當下，就知道自己很難做到。但這也難說，誰曉得呢？至少我得認真去試。於是隔天下午我選擇直走。我沒有右轉，沒有回教室等艾隆娜打掃完一起去她家玩扮家家酒，也沒有繞去拿餅乾。這一切只能怪我自己，因為所有決定都是我做的。我雖然盡了全力，卻還是在錯的時間出現在錯的地方。所有這些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狗可能回來把我咬死，或是我被示威群眾亂腳踏死。
我當然不曉得自己會遇上示威，也不曉得會躲到史達林這裡。要不是我前陣子才在電視上看到其他地方的動亂，可能連眼前這一群人高呼口號，還有警察牽狗跟在一旁的奇怪景象叫做「示威」都不曉得。幾個月前（一九九〇年七月），數十名阿爾巴尼亞人翻牆闖入外國大使館。我想不透怎麼會有人想把自己鎖在使館裡。我們在班上討論過這件事，艾隆娜說曾經有一家人，兩男四女共六個兄弟姊妹，打扮成外國遊客溜進地拉那（Tirana）的義大利大使館，在裡頭的兩個房間住了五年，整整五年。還有一位叫做哈維爾．裴瑞茲．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的遊客，他真的是來我們國家玩的觀光客。他跟翻牆闖進大使館的人談話之後，跟黨說他們想搬去義大利。
我搞不懂艾隆娜在講什麼，便問爸爸是什麼意思。「那些人是流莽，」爸爸說：「電視上有講過。」他接著解釋，流氓（hooligan）是外國字，阿爾巴尼亞文找不到翻譯，也不需要。這些人都是年輕小伙子，性格火爆，去看足球賽會喝得爛醉，然後開始惹麻煩，莫名其妙跟別隊支持者打架、焚燒旗子。他們主要是西方人，不過東方也有。但阿爾巴尼亞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所以沒有這種人，直到最近。
當我站在史達林身旁看著這一切，腦中閃過的就是流氓兩個字。假如他們是流氓，那他們翻牆闖進大使館、吼警察、破壞公共秩序或拿走雕像的頭，顯然就說得通了。 因為西方的流氓顯然會這樣做。或許他們偷渡來我們國家就是為了惹麻煩。然而，幾個月前翻牆闖進大使館的百分之百不是外國人。這兩群流氓有什麼相同點？
我隱約記得去年發生過一件事，好像叫做柏林圍牆示威。我們在學校討論過，諾拉老師說示威跟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抗有關。他們都拿著鏡子照對方，但兩面鏡子都是破的，而且跟我們無關。敵人老是想推翻我們的政府，卻也老是失敗。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南斯拉夫和史達林決裂，我們便和南斯拉夫分手。一九六〇年代，赫魯雪夫放棄史達林路線，指控我們國家是「左派民族主義偏差分子」，我們立刻就和蘇聯斷交。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中國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決定富起來，我們就和中國劃清界線。無所謂。雖然強敵環伺，但我們知道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面。只要敵人威脅我們，黨就會愈強大，愈受人民支持。過去數百年來，我們對抗過強大的帝國，向世人證明了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小國也有力量抵禦外侮。如今我們更是身先士卒，努力實現最困難的轉型，從社會主義自由進展到共產主義自由，從公正法治革命國家變成無產社會，讓國家功成身退。
當然，自由是有代價的，諾拉老師說。為了捍衛自由，我們一直孤軍奮戰。如今他們全都付出了代價，他們全都混亂失序，只有我們屹立不搖，並且將繼續成為領頭的榜樣。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武器，卻繼續對抗東方修正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誘惑。我們的存在讓所有尊嚴不斷被踐踏的其他小國擁有希望。不僅有生活在公正社會的光榮感，更有無限感激，感謝自己無須面對世界其他地方所遭受的驚恐，孩童不會餓死、凍死或被迫工作。
「你們看這隻手，」說完，諾拉老師舉起右手，表情嚴厲往下說：「這隻手永遠會很堅強，永遠會反擊。為什麼？因為它握過恩維爾同志的手。大會過後，我好幾天沒有洗手，而且就算洗了，力量也永遠都在，永遠不會離開我，直到死亡。」
我想起諾拉老師的手，以及她幾個月前跟我們說過的話。我仍然坐在史達林銅像前的地上整理思緒，想找到勇氣起身找路回家。我試著回想諾拉老師說過的每一個字，回想她告訴我們她握了恩維爾叔叔的手，因此將永遠捍衛自由時，她眉宇間的驕傲與力量。我想像她一樣。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我一定有辦法克服恐懼。我沒有握過恩維爾叔叔的手，也從來沒見過他，但史達林的腿或許也能給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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