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於儒家憲政的學思之路
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演進之最可能方向，且我相信，唯有依據儒家義理建立良好政制，中國之社會政治秩序才能保持長久穩定。 然而，當筆者提出儒家憲政論，學界、尤其是公共輿論界，批評之聲居多。對這些懷疑，我很少直接回應，而以之為動力，盡自己之心力，更為深入、細緻地思考，以求儒家憲政義理之完整和融貫。 本書算是近年來對儒家憲政之義理探索之總結；借此機會，也交代一下自己從思想上走入儒家憲政之路，或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之論說。
一、河殤一代
80 年代中期，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之所以主動選擇讀歷史專業，乃為弄清縈繞心頭的疑惑：中國何以至此貧窮、落後、混亂境況，又何以走出此種局面？故當時身在歷史系，卻有強烈現實關懷，尤其喜愛理論思考。由此難免在文化上成為激進分子。 此乃時代使然。這時代之弄潮兒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主宰思想文化界的「80年代知識分子」，其人生經歷普遍如此：生在紅旗下，長在毛主席的懷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又被迫「上山下鄉」；70年代，成為「批林批孔」的主力，大寫所謂理論文章；鄧小平復出，復得以上大學，所謂「老三屆」是也。這一代人可稱為「紅衞兵一代」。我上大學時，他們已畢業，並掀起文化思想之大潮，其基本傾向是激進反傳統。 他們之前的兩代人，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也持反傳統立場，但畢竟，幼年受過家庭、社區風俗之熏染，對傳統尚能手下留情；或者雖反傳統，身上仍可見傳統之遺韻。在這批 80 年代知識分子身上，傳統則蕩然無存，其對傳統之態度是激烈而粗暴的。可以說，中國思想學術與傳統的真正斷裂，最早發生在這代人身上，而風雲際會，他們主宰70年代末以來之中國思想文化界長達三十年之久。好在近年，他們終於到了退休年齡。 身在此環境中，血氣未定之青少年，自易受其影響，故當時認可「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之類高論，告別黃土文化、走向藍色海洋文明的吶喊，也聽之無疑。猶記得1988年在大學宿舍之活動室與同學觀看電視政論片《河殤》之激動心情。故我這代人大體可稱為「《河殤》一代」，精神成長時期完全籠罩在紅衞兵一代之下，「被激進」是不可逃避的，其文化傾向也基本上是激進反傳統；而因為閱歷不多，見識較少，比之紅衞兵一代，實際上更為膚淺。
二、錢穆先生
命中注定經歷一次轉變。考上研究生之後，查出患有慢性疾病，乃休學一年，回陝西老家農村養病。有此生命經歷，思想發生較大變化。故 1989年秋季學期返校之後，不再那麼激進了。 決定畢業研究方向時，選擇錢穆先生之歷史文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為此，在北京圖書館港台閱覽室研讀錢穆先生的著作。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當年讀書景象，仍歷歷在目。當時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為，錢穆先生提供了全然不同的中國歷史敍事：既不同於已令人生厭的官方歷史學，也不同於當時最為時髦的文化激進主義歷史敍事。當時，對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對自身文明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未必全然理解，但轉回自身文明歷史之思想種子已然種下。而今回首自己十幾年來的思想學術努力，其實大體在錢穆先生範圍之中：重視歷史，但重在求歷史之常道；此道在經中，故而同樣重視經。儒家憲政之論，即由經史參讀、互證，逐漸浮現、顯明。 近幾年，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從事通識教育、開設中國文明文化史課程之需，重讀先生《國史大綱》，又有很多收穫；為教學便利，乃以此書為本，而予以擴展豐富，作《國史綱目》（海南出版社，2013 年），從中國內部視角重述中國歷史；同時，重讀《政學私言》等先生論政之書，卻猛然發現，原來先生就是儒家憲政論者！故 2015 年先生誕辰兩甲子紀念日，乃以弘道書院名義，發起在常州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錢穆先生之政治思想。而檢索一番之後發現，這是當年唯一紀念錢穆先生的會議。
三、哈耶克
90年代初畢業之後，因服務於公眾媒體，寫作時事評論，乃關注當時正在大陸興起之自由主義思潮。但經過錢穆先生之熏陶，已有保守心智，故當時即自我標榜為「古典自由主義」。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人物中，最為偏愛出生於奧地利、活躍於英美學術界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世紀之交那幾年，曾投入相當精力譯介哈耶克思想，如翻譯《哈耶克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繁體字版，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修訂再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並推動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召開一次思想學術會議，討論哈耶克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其中在香港舉辦兩次，在台灣舉辦一次。 哈耶克當然是自由主義者，此為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肯定，哈耶克在經濟方面的論述甚至已成為不可懷疑之教條。不過，尊崇哈耶克教條之人士通常忽略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面：肯定傳統。在20世紀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之思想氣氛中，哈耶克哲學思考之主要貢獻在於堅定反對「理性至上主義（rationalism）」，在他看來，極權主義之哲學源頭正是理性至上主義。他提醒人們注意理性之限度，重視傳統之於自由之重要意義。據此，在美國，哈耶克被歸入「保守主義」譜系。 對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引發我深入中國傳統，從而有儒者之自覺。說起來，這樣的轉向有點可悲：身為中國人，卻不能不借西人思想為中介，返回自身思想文化傳統。當然，錯不在我，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斷裂，學校所教授者就是西學，自身思想文化傳統被取消，乃至於遭到批判。凡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學人與各領域社會精英，在知識上都是非中國人。只有幸運者，因某種特殊機緣，才有可能轉回，大多數則處在扭曲的生存狀態：身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卻近乎本能地反感、排斥。我想，自己尚算幸運者，在激進反傳統幾乎是本能之文化政治大環境中，得以碰到哈耶克，最終返回中國。但現在想來，碰到哈耶克，也非偶然，而須感謝錢穆先生所埋下的心智之種子。 當然，正是我的回歸傳統，讓很多過往的思想同道斷定我背叛了自由主義。若自由主義以激進反傳統為其核心訴求，那我要說，經錢穆先生熏陶之後，我從來就不是此類自由主義。這類自由主義其實與其所反對的思想政治，比如毛澤東之「文化大革命」，共享相同之觀念：你說傳統是封建的、專制的、落後的，主張全盤西化，為此而主張摧毀傳統，毛氏文革不正做此事嗎？余英時先生說，文革的思想根源在新文化運動，確為不刊之論。正是由於哈耶克，讓我與此類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事實上，自研究哈耶克之後，我對現代中國之自由主義傳統多有批評，後來結集成書：《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
四、奧派經濟學與普通法
不過，我的學思並未停留於哈耶克：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心智總喜歡追根溯源，研究哈耶克的我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之源頭何在。對此，哈耶克本人倒是再三再四之說明其思想之源頭：於經濟學方面，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政治理論方面，在英國保守主義傳統、蘇格蘭道德哲學，以及英格蘭普通法傳統。 於是，首先做了幾年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工作，比如組織翻譯《奧地利學派譯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華人哈耶克學會也是重要的平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大陸影響逐漸擴大，自己也有一份功勞─以至於偏左的人士說，對於極端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在中國的傳播，你要負責任。不過，我自己又一次逃跑了：此類奧派經濟學，有時被稱為「國奧」，很快把某些思想、觀念教條化為不可懷疑的真理，大張旗鼓地宣傳。我向來厭惡這種「真理黨人」，乃退身而遠之。圈子裏紛紛說，我背叛了，其實，我只想靜靜。 在另一個線索上，我進入英國思想和制度傳統中。一度，喜歡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又研讀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之論說。浙江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的著作，參加過其中若干次討論，雖然未作專門研究。 下功夫較多者為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重要源頭：英格蘭普通法傳統，尤其是1600年前後現代轉型過程中基於普通法傳統之法律與政治思想創新，其代表人物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曾動念頭翻譯其三卷本文集，並已翻譯出其中一部分，只是判例集充斥法律英語，翻譯難度太大，況且時間不敷，只好作罷。不過，圍繞着這一主題，翻譯過幾部相關著作，據此提出過「普通法憲政主義」概念，既是對英美憲政傳統之概括，也有意運用於中國。唯這方面思考始終不成體系，只是零散談論而已；高全喜教授在闡明其政治憲法學理論過程中反覆予以批評，但這個概念有人援用。 我的西學歷程到此也差不多結束，因為得到了深入理解儒家義理之鑰匙。
五、儒家憲政論的提出
孔子思想，可用「仁」、「禮」二字概括。仁之大義易明，禮之內涵不彰。古人謂三代皆行禮治，在儒家之社會治理體系，禮治也至關重要，五經中有《禮經》。然而，禮究竟是什麼？禮治究竟如何運作？古人知其然，現代人幾無生活經驗，不知其然，要麼迴避，要麼扭曲，比如批判、破壞禮教就是新文化運動之核心內容，今人也不斷拾此牙慧。 對普通法的研究，讓我得以理解三代之禮的性質及其運作機理。簡而言之，普通法就是禮，兩者都運作於封建制中，三代之禮治，即類似於英格蘭普通法下之法治。由此認識上的突破，得以理解三代歷史之關鍵；而洞悉三代禮治之機制，也就能理解儒家何以在禮治趨於瓦解的時代依然主張禮治；後世儒家也確實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盡可能重建禮治。 由此，自己對中國歷史形成一番全新認識，乃撰寫《華夏治理秩序史》，計劃寫作多卷本，首先出版了前兩卷：第一卷《天下》，敍述中國之誕生；第二卷《封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探討封建制之架構及其運作機理，側重於疏解禮治之大義。由於此書規模龐大，一時半會兒無法完成，乃作《國史綱目》。這樣，歷史的研究暫告一段落。 正在此歷史研究階段，逐漸提出並論證儒家憲政論，由三部分論說組成： 第一部分，從義理上闡明儒家的社會治理構想有憲政之義，也即：論證儒家尊重個人自主，主張社會自治，致力於規範和約束國家權力。 但受反傳統之傳統和扭曲的歷史敍事之影響，人們難以相信這種說法，故有第二部分工作：論證歷史上儒家曾建立過憲政制度。龐大的歷史書寫計劃即為此而展開。 完成上述義理和歷史論證後，展開第三部分工作：論證儒家憲政可行於當世。歷史上儒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值得今日創制立法者參考，比如以教育為政制之基礎，選賢與能，由此形成士人政府。當然，儒家憲政也對西人發明之各種制度開放，只是反對全盤引入西方政制。 之所以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儒家憲政論，或許是因為自己畢竟出身歷史專業訓練，習慣從歷史看制度之流變；恐怕也是因為在上述三部分研究中，對制度之歷史性研究實屬關鍵：憲政有賴於有效制度之運作，僅有義理是不够的，唯有從歷史上證明儒家曾發明諸多制度能收今日所言憲政之效，儒家憲政論才能成立。按孔子所指示的創制立法之道，今日儒家憲政設計各項制度，恐怕必須參照歷史上的各種有效制度，予以組合、發展─雖然，有不少制度，「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也即，依儒家義理，參照西方制度，自行創制。
六、儒家憲政論的深化
上述歷史研究旨在為儒家、為中國歷史、為中國文化正名。有了這一歷史確證之後，我主要轉入經學領域，致力於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識解讀經典。過去幾年，先後出版《治理秩序論：經義今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等著作。目前完成《論語大義淺說》、《堯舜之道：尚書帝典、皋陶謨大義淺說》等著作，2016年陸續出版。接下來還會繼續解讀經典。 由此，對聖賢開啟之成人之道、合天人之大義有所體認，對中國治理之道的理解更為深入、細緻，並將儒家憲政置於天人之際進行思考。由此確信，儒家憲政之精神基礎是敬天，治理機制是人文之治，宗旨是《周易》〈乾卦彖辭〉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各種社會治理主體在多個維度上創造合適條件，讓每人生命向上成長，彼此間形成良好關係。 天人之際的儒家憲政，不似中國以西諸民族兩三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做法，把社會治理奠基於神教信仰；也不似現代西人那樣，以政治神話如「人民主權」為憲政之預設。儒家憲政相信，敬天之人可「明明德」，自明其德，從而可「里仁」、「克己復禮」。由此，人可組織起來，自我治理，「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故儒家憲政之起點是平實的，而又有向上提撕之力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比華人世界目前所行之各種體制更為優越，比西人目前所行之主流體制更為優越。 凡此種種，或可視為圍繞儒家憲政論之第四部分論說：作為政制的儒家憲政置於整全的天人秩序中，以見其直抵生命本源之獨特意義。這是儒家憲政有別於、或者超越於當下中國種種憲政論說之處。那些基於外來思想和制度所構建的憲政論說是純政制的，無法照顧身在中國之共同體成員的安身立命，如《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貫通無礙。唯有儒家憲政，徹上徹下，整全而圓融。 基於這一點，我對儒家憲政之前景充滿信心。儒家憲政也是走向「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之較優政制方案。
七、人能弘道
重建儒家憲政之最大障礙，是歷史終結論的思維方式。震懾於西方之富強，現代中國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幾乎都是歷史終結論者：中國文明已死，歷史正在終結於歐美現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盤自我改造而歐美化。今日諸多憲政論說均有這一傾向，儘管其所嚮往之歷史終點，各有不同，但都在西方。 歷史終結論造成了可怕的心智封閉。歷史終結論者總是呼籲人們開放。也許，這種呼籲在20世紀初是有益的，但晚近以來，此所謂開放日益成為自我封閉，因為他們所謂開放，只是照抄，完全放棄思考之重負，不斷重複西來之咒語，坐等良好秩序之神跡降臨；此神跡對文化無知之中國精英群體有很大吸引力。 儒家憲政論者曾花費很多精力自我辯解，試圖喚醒處在現代神話蒙昧狀態中的這些可憐人。還好，歷史終結論正在被誰也未曾預料到之歷史進程所終結。21 世紀以來，諸多巨變讓歷史終結論神話走向瓦解，連福山也改了口風。儒家終於得以喘了口氣，在大陸快速復興，構建儒家憲政之可能已隱約顯現。儒家憲政論或許將進入第二個階段：一如今日之儒家整體，將不再是批判、反駁、辯解，而是構建、推進和踐行。 故本書只是儒家憲政論第一階段之成果。其論證是初步的，還須細化、深化、調整；最重要的是，對儒家憲政論者，前面還有極為廣闊的理論空間有待拓墾、耕種。筆者在此願意聲明：在儒家憲政論中，無所謂政治的真理；儒家憲政論者不相信人可設計出完備的、從而終結歷史之政制；儒家憲政論者只是致力於「推明治道」，也即確定關於優良治理之大方向和若干基本原則。此義理體系類似於持續成長的生命體，它長成什麼樣子，取決於人作出多少努力。子曰「人能弘道」，以此自勉。
八、關於本書
立憲者，國之大事也。本書收錄筆者近年來圍繞儒家憲政所撰寫之主要論說，多已公開發表，具體發表媒體如下： 第一章，原以〈中國治道探源：敬天與人文之治〉為題刊《人大法律評論》，2015 年第2 輯，總第19輯（2015）。 第三章，原以〈治理之儒家義理、中國傳統及其重建〉為題刊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評論》，第七輯（2015）。 第五章，原以〈從革命到文明：八二憲法序言第一段大義疏解〉為題刊《法學評論》，第 2 期（2015）。 第六章，原以〈論憲法的中國性〉刊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6 月號（2012）。 第七章，其删節版刊《開放時代》，6月號（2011）。 第八章，下篇刊《天府新論》，第 3 期（2013）。 後序，原刊《中國法律評論》，第 2 期（2016）。 以上諸篇收入本書，其主要論說一仍其舊。為保持全書脈絡貫通，增補若干字句，予以串聯，有些篇章略有增補。為使全書結構完整，另撰寫兩章，即第二章和第四章。以上八章，編為上、下兩卷： 上卷「義理」，疏解儒家經典關於社會治理之大義，參照歷史經驗，以揭明儒家社會治理之道，也即儒家憲政之初步義理。第四章特別指出，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之常道，但在漫長歷史中多有反覆，此為中國歷史之顯著特徵；過去百年中國人破繭而出之政制嘗試，不過是反覆出現的歧出之最新一次，而今日中國正處在又一次回歸常道的過程中。 由此轉入下卷「更化」，探討當下中國通往儒家憲政之路。自以為第五章較為重要：現行中國憲法〈序言〉第一段構建「文明中國」敍事，確立「歷史」為基本的憲法和政治方法論，確立「文化」為國家塑造和維護良好秩序之根本。本段統攝憲法〈序言〉，進而統攝整部憲法，赫然有回歸文明中國之大義在。也就是說，即便激進革命的領導者，也在中國文化籠罩下，尤其是鑒於「文化大革命」之慘痛教訓，而於自覺不自覺之間回歸中國文化，並將歷史、文化寫入憲法，從而打開本書所討論的「第二次立憲」之大門。此義甚為深遠，筆者已就此展開研究。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教授邀約，此書得以面世。期待學界批評指正。創制立法者若能參考其中一二，幸莫大焉。
歲次乙未，時在仲冬，蒲城姚中秋自序於北京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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