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差不多先生」過世百年後，我們學到了什麼？
總編輯 黃國珍
11月底應邀約至香港真道中學，主持一場閱讀素養全天工作坊。這次工作坊有個特別之處，真道中學的老師希望能以香港語文課的選文，作為工作坊的材料。
我當然樂於接受這個要求，因為能以在地老師熟悉的文本作為交流的材料，讓參與的老師有機會比較語文教學為主體的課程，與閱讀素養導向為核心的課程設計之間有何不同，並且可以實際在教學上使用，這是很好的建議。
隔天我收到老師寄來的選文，打開檔案我有一點驚喜。因為，其中的一篇文章是胡適先生的〈差不多先生傳〉。這是我國中時讀過的課文，沒想到這次有機會可以重讀這篇作品，在讀這完篇文章並進行文本分析後，讓我對閱讀素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差不多先生傳〉全文原載於民國8年《新生活雜誌》第2期，當年在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京兆地方，青年學生發動一場學生運動。除了學生之外，社會各階層也參與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行動。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西方列強諸國把德國在東北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主權，引起全國激憤，這場對政治與文化造成深遠影響的事件，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五四運動」。
以廣義的條件看五四運動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到1926年北伐戰爭這段時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追隨「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探索強國之道進而發展新文化運動，反思、批判華夏文化傳統。五四時期有多位思想的啟迪者，其中胡適先生在那中西文化衝撞的年代，發表諸多文章，提倡白話文、推動文學改革，啟發思想的革新，是活躍且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他在《胡適文選》中談到影響他最多的兩個人，一位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另一位是美國哲學家與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他說：「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麼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胡適先生認為這種實事求是的思維，是修正中華文化在政治上、學術上、國民素養與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根本之道。〈差不多先生傳〉中有這樣一段暗示性很強的描述：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但更為諷刺的，是下面這段敘述：
「他死後，大家都很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這位從小到大因為不求甚解，犯下許多錯誤、甚至最後失去性命的差不多先生，反倒成為凡事看得開與想得通的「圓通大師」。這近乎於集體性的不求甚解與鄉愿的情境，正是文章中對民族文化的沈痾與思想貧瘠的重擊。
可想而知這必然掀起一番論戰，其影響至今依然蕩蕩。胡適先生個人的人生功過，各方學者各有觀點。但從學術研究與教育的觀點來看，我個人認為他將西方實證哲學與科學方法帶入中國，推動思想與社會現代化的啟蒙功不可沒。〈差不多先生傳〉暗示著「求真」、「實事求是」的精神才是國族再造之道。這求真的態度一如哈佛大學的校訓「真理」（Veritas），需要經過「提問」與「思考」的辯證，而這正是赫胥黎和杜威在胡適先生心中點亮的火光，也是西方自啟蒙時期之後思想與科學發展的主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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