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 7月號 / 2010 溫州街的尋鶴...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抒情的回聲　／副總編輯 周昭翡

年輕的時候去旅行，偶然在山間聽見自己的回聲。清晰的回聲，在靜謐的山嵐裊繞中，有層次、有節奏地起落迴盪，似乎是浩瀚天地間的某種神祕召喚，來自另一個遙遠的國度，如沈從文《湘行散記》中說的：「我彷彿被一個極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後那個聲音還在耳朵邊。」

三○年代抒情文體家沈從文，王德威曾以「批判的抒情」探究其抒情的深度與多義。李渝在六○年代開始了小說寫作，《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金絲猿的故事》等幾部作品膾炙人口...

鄉在未知的前方——李渝談新作〈待鶴〉
〈待鶴〉的故事像一幅典麗的山水畫卷緩緩從眼前開展。先是喜馬拉雅山的崇山峻嶺，黑頸鶴盤旋在不丹的寺院金頂；再轉到歷史畫面：北宋最賦藝術才華的皇帝宋徽宗，見群鶴飛翔奇觀為之動容，凝神繪《瑞鶴圖》……。鶴的祥瑞象徵，對於身處家國危難的宋徽宗，隱含了超越苦難的引領期盼。接著，鏡頭回到敘述者本身，在紐約與一位不丹公主相識，開啟了兩次帶有「渡引」意義的不丹之旅。同時，敘述者徘徊在瀕臨崩裂的精神困境，顫顫危危行經了生命的幽谷。

李渝在六○年代開始了小說寫作，《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金絲猿的故事》等幾部作品膾炙人口，與沈從文的抒情風格一脈相承。這次新作〈待鶴〉，又覆上新的視角。如何定義抒情？李渝說「也可以是卡夫卡的荒誕」。（編者）

一、關於「閱讀」

問：您曾提到沈從文在您心中是祖師爺級的「老師」，「洋老師」則是普魯斯特，我想他們對您具體而微的影響應該是在您開始寫小說以後吧，那麼之前呢？是哪些書伴隨著您的成長。您是有系統有計畫的閱讀書籍嗎？

李：我是「閑書」看的遠比課本正書多，翻譯遠比中文書多，從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開始。中學時看舊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等，再來是看布郎寧姊妹的《咆哮山莊》、《簡愛》等，奧斯婷的《傲慢與偏見》等，狄更斯的《雙城記》、《塊肉餘生錄》等等。啟明書局出的世界著名小說翻譯本大致都看過，那是我們那時代的精神食糧。泰戈爾迷過一陣子，後來讀到福克納的〈紅葉〉，好幾天腦子都轉不回來，於是把何欣翻譯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集》當範本，一讀再讀。上外文系的時候，凡是選為課本的一律不喜歡，這跟文學教授泰半是文學殺手有關。去哲學系選修歐洲存在主義，看紀德、卡繆、卡夫卡等，教授只談哲學思想，不談文學，反而給文學欣賞留出了空間。這時閱讀偏重起歐洲文學來。大學時松棻進入生活，松棻要我看杜斯托也夫斯基，尤其是《卡拉馬助夫兄弟》。松棻沒有一天不看書，他的書單是驚人的，閱讀力和悟力是過人的。我在閱讀上因此而開始出現重點，逐漸醞釀出以後的讀書習慣和品味。

問：那麼關於傳統中國的部分呢？您的小說布局和技藝形式的鍛鑄，兼容高度的現代性和中國傳統藝術凝鍊之美學，很難想像一個現代主義作家竟能對中國的古典如此優游自在地穿入與運行。

李：少年在台灣，對傳統無名地感到反感，學習的興趣自然是沒有的。說來慚愧，一直要到中年以後，且在外國，還是因為教書的原因，才看中國古典小說的。也許是機緣到了罷，這一看卻不可收拾，由衷地敬佩起來，對古典中國的認識真正是後知後覺。後來寫〈賢明時代〉和〈和平時光〉，很大一部分是向古典小說致敬。這又是個因失去而獲得的例子。


問：換句話說，如果您居住在台灣，可能不會有這樣的轉變。

李：恐怕不會罷。我在西化中長大，現在又可算是個「紐約人」，可是關心的題目，和在文字敘寫上，都越來越華夏，如果在台灣，猜想航道不會向傳承回溯，而發展出這樣的fusion－匯合。我現在看書，原文中文已經多過翻譯。如果住在台灣，恐怕仍舊在翻譯文學中。

問：傳統中國東西比較老成，幾乎是到某種年齡才能懂得。這麼改變航道，有了新的視點，景觀一定很不同吧。

李：中文的準確性和速度是能夠非常驚人的。就速度來說，它可以在有限中載負無限，唐詩是個最明顯的例子。《左傳》、《三國演義》、唐人小說在很短的句子中凝聚時間和空間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唐人小說〈紅線〉裡，在紅線夜潛田承嗣寢帳，偷盜枕下金盒之前，有寫紅線如何從婢女換裝成俠女的一段，不到五十個字，它的明確、快捷、綺麗，叫人只能拜服。緊接下來寫夜行來去，一種推進速度把時間和空間壓縮到了極限，充滿了敘述的勁力，再進一步每行句子就要像鋼絲一樣啪地一聲斷了，這樣的寫法真是充分開發了中文的能量。此外，中文有四聲，有頭、尾韻，要鏗鏘要柔軟綿延都可以，音韻、節奏感都非常強。而且還有字形，例如絞絲邊的字一行排開來，視覺上也是綿密得了不得。

問：聽您說由東往西，又再次從西返東的這段旅程，令人感動與感慨，像一段尤里西斯的精神之旅。能把中西兩個似乎悖反的美學模式摸熟，然後透過小說翻飛迴旋而來達成屬於個人的風格，這是一個小說家最大的成就。這當然不是幾年的功夫能做到的，而是幾十年的努力。除了隨著生命變化而來的視野打開，具體來說，哪些作品對您寫作的「拔升」起了較大的影響？

李：經典裡，有福樓拜的《波法蕊夫人》，吳爾芙的《到燈塔去》，喬艾斯的《都柏林人》，海明威《在我們的時代》，普魯斯特《記憶過去時光》等，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等，魯迅、沈從文等。魯迅文字之緊密強勁，之能筆中驅逐情感而埋伏巨大的情感，現代中文小說寫到今天都還沒人能追及。
早時的閱讀對後來寫小說影響很大，我能說出的幾個自己的寫法，背後都有閱讀的根源。現在的閱讀也有敬佩的作家，例如卡爾維諾、包赫斯，和大江的散文等，但是少年時的那種讀後的激動沒有了。

問：普魯斯特的中文版書名不是《追憶逝水年華》嗎？怎麼用不同的翻譯名？

李：因為《追憶逝水年華》美化了原名（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使原書看起來好像是部言情小說。

問：這和您收斂的文筆很一致，如果把抒情解釋為情感洋溢，您應該是反抒情的，對吧？

李：可以這麼說，如果「抒情」是美化，或者感情溢於言表。但是如果你也可以認為像卡夫卡、魯西迪那樣荒誕的，像英國畫家培根那樣猙獰或者美國畫家Edward Hopper那樣冷漠的，也是抒情，我就一點也不反抒情。

問：您的文字，尤其是藝術評論，有時讓人誤以為出自男性作家的手筆。

李：那最好不過了。性別不在我的思路裡。對我來說，性別是政治、社會性論題，屬於公眾範圍，不在筆的考慮中。用論文來討論性別則是另一回事。

二、關於學生運動


問：談到社會和政治，我們正好可以回顧一下一九七○年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您曾經是核心分子。

李：保釣運動柏克萊這一支由香港留學生發起，台灣留學生響應；香港留學生大多負責實務，台灣留學生大多負責文宣。所有活動的決定和執行都是集體性的，很有左派的激進開明精神。
柏克萊第一次示威的對象除了日本、美國政府外，還加台灣國民黨，這第三項是其他地方舉行示威時沒有的，可見柏克萊抗爭意識的強烈。後來周恩來邀請北美保釣成員訪問中國，柏克萊這一支也不去。

問：有一說是您和郭松棻在文革時期去中國是受周恩來邀請？

李：我也不只一次看到這樣的寫法，就藉此澄清一下吧。
周恩來的確邀請過，不過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七一年初秋的一個黃昏，舊金山東風書店老闆陳先生突然造訪我們在Oxford街的公寓。因為就在學校西北角，大門不用鑰匙就能開，我們的公寓當時是釣運活動大本營。陳先生匆匆進屋，神情緊張，立刻要求到隱密的房間去說話，那只能是最裡間我們的臥室了。原來陳先生帶來祕密的口訊，周恩來邀請北美各地釣運成員訪問中國，柏克萊是其中之一。陳先生交代後又匆匆離開，大家就留在公寓即刻討論。因為認為和政權掛鉤對運動的發展不利，商量後一致決定了都不去。我說的大家，是包括了港、台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核心成員，大約有七、八人左右。
一九七四年我們去中國，是利用聯合國的回籍假作私人旅行，和周恩來的邀請無關。

問：參加釣運，體會是什麼？

李：保釣初期，理想主義肯定了人性中的光明面，保釣後期政權和實利介入，揭示不少「紅樓夢／張愛玲時刻」，就是人性的晦黯面，卻也因此現出運動的「人性」。
對人的了解，得之於釣運的體驗甚多。

問：保釣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當年的熱情參與，您現在回想起來，考慮過以這一運動為背景來寫小說嗎？

李：釣運當時的確是華人留學生中的熱情大事，但是如果你現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運動對那時和後來的兩岸釣魚台政策，或兩岸其他政治、社會、文化等等方面都沒起什麼作用，對北美華人／華裔社會也沒留下影響，歷史意義是欠缺的。對個人，左派理想中的以革命運動滌洗人性的事好像也沒發生；原來是怎樣的，後來還是怎樣。它的影響大概是在個人生活軌道方面吧，例如如果不是因為保釣，我們可能會留在加州或者已經回台灣之類，或者可能從事另一種職業等，這類作用是有的。
釣運是生活中的一件發生，作用也等同，沒有特別的突出性。小說裡寫了篇〈關河蕭索〉，也不是完全寫保釣的。我和郭松棻日常兩人聊天很少說到保釣。政治運動不可能是我寫小說的動機或主題。給稱為「保釣作家」，常給捺入政治意識形態的上下文裡來被詮釋，也沒辦法，不過我並不在意。

問：曾經積極介入政治活動，在文學表述上卻寧取「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辨識上是否出現了矛盾？

李：如果你認同文學／藝術可以涵蓋政治，而政治無法涵蓋文學／藝術，就會看出一致來。
因保釣而重讀民國史、魯迅等，民族情感自然是很強的，但是於我，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反叛、激進的人文精神更是啟發，更是主要的動力，追根究底，它們都還是在理想主義的範圍內。理想／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並不能劃等號，這是我在保釣意識上跟典型保釣成員以民族主義為導不盡相同的地方。釣運在後期轉型為統運，學生運動變成政治活動，抗議政權變成擁護政權、加入體制時，退出的時間於我就是到了。Bob Dylan曾經積極參與七○民歌抗爭活動，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又很快退出，他回答說他是一名歌手，不是民權分子，我想在若干程度上是可以相通的。
有人因為郭松棻很會作煽動的演說，政治論文寫得很激進，後來卻從事一種深鬱沉靜的小說，而說他「人格分裂」，如果明白歐洲存在主義、俄國結構主義、義大利戰後新寫實、法國影視新潮派、新小說、英國「憤怒青年」、二十世紀左派、六○年代學生運動等等這些二十世紀現代時期的思潮和活動在理念上有共通的地方，很多疑問就會豁然而解。王德威說我們參加學運本身就是一種現代主義的體現，是很對的，只有他看出了這點。

三、〈待鶴〉

問：我們來談談新作〈待鶴〉。表面看來它寫兩次旅行，當然它不是寫旅行。是什麼機緣促生了這篇小說呢？

李：蘇東坡有一篇記述和長老仲殊聽琴的〈破琴詩（并引）〉，引文部分寫得虛虛恍恍，像回憶紀實，又像是編造傳奇，現實和夢想之間隨意進出，困惑了我很久。
蘇軾寫文章喜歡把現實和夢寫在一起，兩者併置像兩個相連的房間，腳下通行自由無阻。他不安排橋接來為讀者作心裡過渡，也不像包赫斯、曹雪芹等夢大師們營造奇夢讓我們驚訝，卻把夢處理成敘述流程不需特別注意的一截，從現實入夢，從夢入現實，莫非像吃飯接喝水一樣通常。今日閱讀奇夢不難，已經熟悉路徑，這種夢的平庸化－banality of dream，或者平庸的夢－dream of banality，卻讓人迷惑得很。
我想借題發揮，卻在〈琴〉文裡轉來轉去轉不出 ，某日寫了三兩段後不知不覺寫去了〈待鶴〉。而在小說結束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正是「夢的日常性」。
圖說：旅美作家李渝，攝於2010年。（李渝／提供）


問：〈待鶴〉啟章就是繪畫《瑞鶴圖》。以前的作品，例如〈夜琴〉裡有豎琴、〈菩提樹〉裡有口琴、〈賢明時代〉有壁畫，〈和平時光〉談琴奏；您的小說總是和藝術有關，以藝術為依歸。

李：沒錯，我想要做好每種行業都必須具有那種行業的基本條件，於政治是狡黠，於商業是心貪——都沒有價值評斷的意思；於藝術則是誠實。唯有藝術寬容異端，唯有藝術追求人的善性和昇華的可能。只有在藝術中我們可以讓較好的我們，較好的現實出現。

問：那麼，這就是〈待鶴〉的上昇的主題了。在意象上，相對於鶴的飛昇，小說的內容不斷在寫「下墜」：墜入深淵的不丹丈夫；墜下圖書館天井的學生，墮落的精神治療醫生……

李：是的，人間常見的，以「下墜」為多，包括了日常的自己，這是生活的本性本質，不可能改變到哪裡去。無論有意無意，人每天都在邊塌陷邊過日子，《紅樓夢》早就說清楚了。上昇只有發生在藝術中，這是藝術的虛妄和迷人的地方。

問：〈待鶴〉文字比以前「流暢」，可是我知道您是有意不讓小說文字琅琅上口的作家。

李：寫小說，以前喜歡在句子上拗，故意扭曲詞彙和句型，務必要讀來奇異，經營所謂「句子的冒險」，求私人語言。現在卻覺得能奇自然好，著意去製造、追求則沒什麼必要了。藝術的張力－tension，像《左傳》或唐小說，是內含的，裡邊有東西，外貌自然精神，否則都是花招。現在比較注意的可能是鋪陳或演繹罷，例如從〈她穿了一件水紅色的衣服〉到〈和平時光〉到〈待鶴〉，應該是有這樣的走向。


問：您的小說文體和藝術史文體似乎在這裡匯流了，說故事的性質也比較多，是否就是更注意起鋪陳或演繹的緣故？

李：演繹就是敘述，仍舊是文字的進行程序。當代華文小說很多在文體和情節上都推到了極限，都看不懂了，而把研究報告、文藝評論、科驗記錄等等大量直接用進文內的寫法也不少，於是小說是什麼這一老問題又進入了思索。
我總覺得小說的說故事的傳統還是很重要的，若是能說成了例如安徒生的「夜鶯」、「雪后」等一樣那麼簡單又動人的故事，對目前的我來說，還是最不容易的。
這麼想著寫著，寫著想著的時際，寫了〈待鶴〉。

問：〈待鶴〉裡有兩個地輿，一個是過去經過的地方，一個是不丹。前者像是根據體驗而寫，後者可能是真實，也可能是虛構。

李：我沒去過不丹，借用了地理上遙遠的國家，不過是設立一個彼邦、另地、他鄉，一廂情願，願它能成為替換的場域，在實況不盡理想時，可以轉境過去，就像蘇東坡一步走進夢，或者哈利波特穿上隱形衣躲過壞人一樣。
說它是昇華，超越，逃避，作白日夢，失常，發神經，都可以。

問：可是〈待鶴〉的結尾是很光明而昂揚的。

李：有這樣嗎？這樣讀也好，只是我卻覺得結尾寫的是生存而已。年輕時去練十八般武藝，一心以為可以出人頭地，改變世界，現在才明白，原來這些充其量不過都是些生存的拙技而已，到時能保全自己，不被世界吞嚙掉就已經夠幸運的了。我常覺得，例如玄奘西去求經，固然有宗教上的崇高動力，讓自己活下去恐怕是更深沉的目的。李叔同的例子也一樣。人如何和自己和解是最難的。
美國當代畫家Chuck Close在創作的高峰時候中風，經過一段沮鬱時期，把筆綁在手指上努力畫了回來。最近有人訪問他，因他不斷有新作，不斷嘗試不同的畫法而恭維他「有膽量－audacious」，他回答，不是的，是為了存活－「It's not audacious，it's survival」；就是這樣的...（※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3期七月號）

作者簡介：李渝
一九四四年生於重慶，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赴美求學期間曾與作家丈夫郭松棻共同參與保釣運動。李渝創作始於六○年代，被歸為現代主義的創作者。現任教於紐約大學東亞系。著有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賢明時代》，長篇小說《金絲猿的故事》，藝術評論《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行動中的藝術家》，畫家評傳《任伯年──清末的市民畫家》；譯有《現代畫是什麼？》、《中國繪畫史》等。

高翊峰超現實小說〈綠金龜的模仿犯〉　／台北．高翊峰．文
典型盆地城市的夏季午後，一團團長出黴菌的灰雲跟太陽處不來。當灰雲一避開，陽光就落在希望公寓的外牆，照亮乾枯藤蔓上的一隻綠色金龜子。這隻綠色金龜子像是鑲嵌在水泥牆上的一顆翡翠原石，油亮亮的，有五個月的死嬰兒那麼大。水泥牆面才發亮一會就烤出了辣味。綠色金龜子沿著蜘蛛網狀的攀牆虎乾枯莖條，向上爬了幾公分，但熱辣的氣味還是持續燻烤牠。

維他命坐在三樓落地窗邊，吃著外送便當，又看見牠了。牠停在這面牆上，應該有四個多月了吧？維他命細數之後，更新判斷，就快要滿一百八十天了。維他命不奇怪這隻綠金龜為什麼沒有爬離飛走，或是，被某隻不小心飛過的麻雀啄食果腹。一直輕微困擾他的是，一隻綠金龜的生命週期有多長？維他命試著端著便當盒，靜止不動，微微翹起前腳離開地面，就像外牆上的綠金龜。沒多久，大腿就感到酸楚，肌肉緊繃，在聽到心跳聲的同時，他放棄了。維他命得到結論，人只有四肢，無法像昆蟲有機會讓六肢中某一隻手腳，完全閒置不用。他探頭到窗外，越過綠金龜，在一樓水泥地面上，又看見那個用噴漆噴出來的扭曲人形圖案。白色的噴漆框裡只有枯葉與水泥，沒有其他顏色，但是在他現在的位置，一直聞得到和空氣一樣輕的血腥味。從二樓墜樓，會受傷。從四樓以上墜樓，會死亡。只有三樓的高度，如果墜樓了，會落入可能死亡或是可能活下來的尷尬吧……這是他思考有半年左右的推論了。
維他命離開窗邊，回到餐桌的電腦前，為一則電子郵件打字：
維他命工作室接受你提出的服務內容。也通知，已經收到你的匯款。請你與你的朋友在今天傍晚六點，準時到……希望公寓，三樓。請謹守服務規則，以及保密條款。

從「維他命工作室」這家網路服務公司上網開始運作到現在，這類的回信都會寫到這裡，然後署名維他命，並且停止打字。但是，今天他多打了一句附註：
Ps.在二、三樓間的水泥外牆，可以看見一隻巨大的綠色金龜子。

電子郵件迅速被編入光纖的管線裡。他隨手將菜渣推進廚餘桶，沖洗便當盒。維他命被水龍頭流下的清水拉成線，一直到他將便當盒丟入分類垃圾桶，才又發現牆面時鐘面板裡的男人，依舊在微笑。那是一個訂製的時鐘，造型有北歐的極簡風格，面板上則油印了某個男人的照片。只不過，這位男人，不是維他命。署名維他命的他，推開落地窗戶，半顆頭掛在三樓窗外，在鈦金屬鏡框的厚片玻璃後頭，一對亢奮凸出的金魚眼睛，黑白分明，盯著綠金龜。陽光的腳程還是緩慢，綠金龜動了一下，爬得有點力不從心。等牠攀到維他命伸長手臂就搆得到的位置，已經是下午兩點十五分。維他命用指甲刮下一塊斑剝的外牆水泥，在指尖壓出細緻的粉末，撒向那隻綠金龜。牠動了一下，將翹起的右前肢，換成左前肢，再繼續閒置它。粉末落盡，牠的兩隻前腳刷子，整理頭頂的兩根觸毛。

敲門聲這時響起來了。磕磕磕。停聲兩秒。磕磕。又停聲兩秒。最後是一聲，磕。固定節奏的敲門聲引誘維他命起身，經過堆放一本本厚重原文書的書架，到玄關打開門。門外站著一位女人，戴著淡紅色塑膠框眼鏡，綁著馬尾，頭髮烏黑，兩邊耳垂各有耳環，但在右耳軟骨位置，多打了一個洞，沒有耳環，只插了一根防止骨肉癒合的銀針，輕微地泛紅發炎。這樣的她，不能說醜，但不會吸引街邊的異性。她是那位約定好的女記者，今天下午的顧客。維他命看一眼手錶，女記者立即道歉，「對不起，塞車。轉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停車位……」維他命讓她站在門外好一會才說，「收費還是一樣……進來吧。」

女記者坐落三人沙發，維他命回書架，在上層的《解剖生理學》與《神經學》之間，抽出了兩塊A4尺寸的兒童習字小白板。右下角凹槽裡，塞著火柴盒大小的板擦。

維他命把一塊小白板交給女記者，「有些話說不出來，或者不好說出口的，可以用寫。」

女記者沒有多餘遲疑，就將小白板塞入大腿與沙發間的縫隙，坐正身子，「今天來，是想要採訪你……」

維他命接走了話，「我提供給妳的服務內容，是接受妳提出十個跟我有關的問題，但回答與否，由我決定。另外提供一次由我為妳決定的服務內容，讓妳體驗，不可以拍攝。現在妳要先發問，還是要先體驗？」

女記者決定發問，「為什麼成立維他命工作室，這樣的服務公司？」

「沒有特別的原因。」維他命說。

「是因為半年前被醫院解雇的關係？」

「跟那件事沒有關係。」

「那是對醫療體系不滿？」

「我沒有想過改變什麼制度。」

「那是為什麼？」

「網頁上已經寫了，『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要做什麼，所以決定為所有需要服務的人，做他們想做的事。』如果說有什麼原因，就是這個……妳已經問四個問題了。」

「你這樣不算回答了問題，我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網頁上，已經署名了。」

「不滿意可以現在停止，我會按時間比例退費。妳可以考慮一下。」

談話中止。維他命起身，拿起沙發邊桌上的馬克杯。他的餘光打量房屋裡的各個角度，偷窺到落地窗旁的陽光正在搓揉腳趾，也留意到女記者發現了馬克杯表面壓印的圖片。那是和時鐘面板上一樣的照片，同一個男人，一樣懂得微笑。在女記者多次皺眉後，客廳的電視機突然打開，是定好時間的開啟預設。螢幕上出現某新聞台的女主播，她今天穿著鐵灰色的淑女套裝，襯衫領口同色的蕾絲邊褶，花式簡單利落也不過分搶眼。這上半身穿著和她三個月前來找維他命穿的是同一套，不過在螢幕看不見的下半身，是一件緊貼腿型的小直筒牛仔褲，以及一雙銀亮的平底鞋。自從這位女主播加入工作室的加密群組之後，他就將電視自動開啟時間，設定在每天午後的這家直播新聞台。女主播五官很精緻，播報新聞的聲調，卻沒有為人帶來甜美的幸福。

維他命心想，是為了保持客觀專業，才不願意微笑的吧。

「今天午後，又一位男童墜樓。男童父母午睡，忘記將三樓的陽台外門上鎖，導致男童失足墜落一樓中庭。這對夫妻都失業在家，但依舊發生意外。這是本月第八起兒童失足墜落的事件，有關當局正在調查，是否有蓄意疏失。針對這起意外，主導社會福利的國家保險局也第一時間進行詐領意外死亡理賠的調查。不少社會學者公開呼籲，這種父母都失業的雙救濟金家庭，為了擺脫持續性的生活品質不佳，進而消極不作為讓兒童意外致死、換取高額理賠金的案例，可能出現大範圍的模仿……」

女主播的台詞與現場直播的環境音，不停透過電視的嘴巴說出來。維他命想著今天是星期幾，沒有留意聽那位男童是否當場死亡，還是送醫途中死亡。他拿起遙控器，關閉電視，離開沙發，走到餐桌，看了一眼那本《談畸形與遺傳病》的醫學期刊，順手留下了馬克杯。維他命想起前天晚上之後，一直想要解剖一個畸形死胎的念頭，不見了，而這篇論文也一直停在那一頁，沒有被繼續翻閱。

「我的第五個問題……」女記者揪高音調，大聲提醒周遭，「你在網頁上提到，提供特殊服務的目的是要『維持他人的生命態度』，你指的是讓人活下去？」

「我不為人停止生命，只是讓人透過我去做平常他們不敢為自己做的事，」維他命合上醫學期刊，但期刊多說漏了一句話，「就像很多的代理人。」

「這跟你男護士的背景有什麼關……」女記者突然停話，「這個問題，我想不問……」

維他命點頭同意。女記者又陷入思索，突然將小白板拿出來，在上頭寫了什麼，又用小板擦擦去什麼，最後她還是放下小白板，開口詢問，「維他命工作室已經半年了，這段時間到這裡的人，希望你為他們做什麼？」

「我沒有統計過，不過有兩種傾向，一部分是告訴我祕密；另外一大部分，都是為他們做跟性有關的事。」

「有人請你跟她做愛？」

「沒有。」維他命望著女記者的潮濕與帶點血絲的眼睛。她臉頰的皮膚肌理與身軀四肢都輕度緊繃著不敢多移動，就像水泥牆上不願意攀爬的綠金龜。他又多釋出一段描述，「我曾經為一位母親找過高級男公關，提供場所讓他們進行交易……」維他命的話停止了。他喉頭似乎還有一些呼之欲出的字句，可是女記者快速抄寫的動作，讓他靜聲。
維他命拿起小白板，在上頭一連畫出七條斷線，「妳還有三個問題。」

女記者呼吸顯得有些不順暢，「今天，你要讓我體驗的是什麼？」

「這是第八個問題。」

維他命拿起小白板，寫出一組藍色的扭曲靜脈給女記者看：先洗個澡，會比較放鬆。

女記者想了一會，也拿起小白板，讓猶豫的藍色線蟲，爬出一句：林茉莉，我的筆名，也是我今天的名字。

女記者在維他命的指引下，進入浴室。蓮蓬頭激出水的手腳落在磁磚表面的聲音，比維他命預想得久。微量的遲疑，從浴室的門縫裡外溢。水的四肢不安分拍地踩地。維他命從一個五斗櫃的最上格，拿出一瓶精油。他選擇了茉莉花香的精油。接著，他從第三格拿出一只醫院配藥用的大藥袋，一半透明的塑膠與另一半油紙裡頭裝滿了拋棄式硬針頭。維他命隨手抓弄，每個單獨的硬針頭與包裝袋發出牢騷。維他命聽出來，水的肢體有點疲累了。維他命放下藥袋與精油，拿起小白板，在陽光的燒灼下，寫了一句問題：牠什麼時候飛走？他又看看手中的小白板，第一次覺得它真的是孩童的玩具。他看一眼三樓窗戶的外頭。對面是另一棟公寓的三樓，但灰白水泥外牆，沒有任何窗戶，也沒有其他顏色的金龜子。維他命推測水泥牆上的綠金龜應該還在。牠有嘴，但不想回應他。他靠近窗面玻璃，確定那隻綠金龜沒有飛走，牠還是沒有回答他，離去的時間。陽光一直打擾著這隻綠金龜，但相同的陽光卻給了維他命午睡念頭。他打了短短的哈欠，擦去有關綠金龜的問句，再次讓藍色的墨汁勾勒出跳著快三步的文字：接下來，還能做什麼？

原本充斥浴室的水聲，全被砌入牆面的磁磚間隙。寧靜喚回同等安靜不多話的維他命。他走到浴室門口，站了一會，沒聽見任何穿衣聲，才想開口提醒浴巾的懸掛位置，門同時打開，女記者就站在門縫裡，裹著大浴巾。蒸氣氤氳漫漫，水的肢體霧化了，無數柔軟的手腳扳開門縫，浴室用水霧的舌頭將女記者推送出來。女記者突然緩緩伸出左手，維他命基於一種禮貌反應，伸出右手攙扶。維他命引領女記者跨越門檻，她光裸的雙腳都離開了地面。水氣沒有翅膀，也沒有為她長出翅膀，有兩三秒的時間，她只有他的右手著力支撐，但女記者飄浮著，飛起來了。女記者走在地板水霧的上方，維他命覺得她的體重，只有比放在手心的一隻綠金龜，再重一些些吧。

她裹著浴巾站在維他命身邊，一直到維他命開口，「怎麼了？」

這一開口，他馬上又噤聲，想起寫在工作室加密私人網誌裡的一點注意事項：減少對顧客的發問。

「我只剩兩個問題，不能再多問。」女記者回答。

「那我們到裡頭的臥房……（※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3期七月號）
作者簡介：高翊峰
一九七三年出生苗栗人。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擔任《FHM》國際中文版雜誌資深編輯、《野葡萄文學誌》主編、《柯夢波丹》、《GQ》國際中文版雜誌副總編輯，北京《風度》雜誌編輯總監等職。著有小說集《家，這個牢籠》、《肉身蛾》、《傷疤引子》、《奔馳在美麗的光裡》、《一公克的憂傷》，電視劇小說《雪地裡的星星》等。

從美黛到蕭斯塔科維奇：鄭鴻生追憶1960電唱機時代　／台北．鄭鴻生．文
電唱機時代的來臨

一九六二年我上小學五年級時，父親購置了一件新家具，也是一項新玩意。

那時台南剛在前一年以「迎媽祖」的儀式慶祝過鄭成功開台三百週年，整個府城裡頭大大小小媽祖廟的神轎都出動了，廟會野台戲連演了好幾天，見證了台灣開始從小康走向富裕社會。從小康出發，台南市民不只有餘力來個全城迎媽祖活動，我家周遭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留下來的老平房也開始一棟接著一棟改建成鋼筋水泥樓房，接著出現了電冰箱，然後還流行起一項新的娛樂設備──立體身歷聲音響電唱機。

在這之前兩年我們家才從木造平房改建成三樓鋼筋水泥洋房，而一九六二年的這一天，家裡多出來的這麼一個長著四隻腳的漂亮橫木箱，就是件新式的立體聲音響設備。這個大木箱左右兩邊是喇叭音箱，中間藏著真空管綜合擴大器，上面有個蓋子，掀開來左邊是一台轉盤電唱機，右邊則是有著頻道刻畫的收音機介面。蓋子闔上後，它就像是一個漂亮的櫥櫃，一件時髦的家具擺設。

在這之前，一般家裡的娛樂設備只是一台小小的單聲道收音機，可以放在床頭櫃或小桌子上，所有的新聞、戲曲、音樂、廣播劇與談話節目都從這麼一台小收音機傳出來。相較之下，這個兼具收音機與電唱機功能的立體聲音響設備體積龐大，我們必須在客廳清出一塊空間來擺放。於是在電視機尚未出現之前，每棟新改建的樓房客廳都會先有這麼一個中產之家的時髦擺設。

圖說：1960年代開始風行的真空管立體聲電唱收音機，播放33轉LP黑膠唱片，單面長度可到25分鐘。


這個音響設備的升級有跡可尋，因為到了一九六二年，台灣除了可以組裝一般中產人家可以負擔得起的真空管身歷聲音響設備外，33轉LP黑膠唱片也隨著製作技術的掌握與改進，開始大量發行。隨著這種每一面可以錄二十五分鐘以上的長時間唱片的風行，各種音樂開始傳遍大街小巷，而最風行的當然是各類流行歌謠了，走在街上各種歌謠不絕於耳，開始了台灣流行歌的風華歲月。

以前家裡曾有過一台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手搖留聲機，那是父親在光復時從離台的日本人手中便宜買下的，還附帶接收了一些唱片。這種手搖老唱機放的是78轉的洋乾漆黑膠硬質唱盤，一面只能播放大約五分鐘，就是一首歌的長度。這台簡單的手搖留聲機並沒有像老照片上那樣上面架著一個突出的大喇叭，音量不大，每次要放唱片時就得先手握搖桿旋轉一陣上緊發條。有時沒留意讓發條給唱鬆了，一個女高音的聲音就漸漸變成了男低音，倒成了我們小孩子的娛樂。這些78轉老唱片大半是日本歌謠與西洋歌劇吟唱曲，記得還有一首義大利知名男高音卡羅素的拿波里民歌。

這種78轉唱機使用頗粗大的鋼針來接觸音軌，唱頭又大又重，大概只能靠硬質唱片才承受得了。但唱片也因此容易磨損，就越聽越模糊不清，又因其硬膠材質歷久脆化，經不起碰撞也常裂成碎片。最後整台唱機就被父親當舊物收藏起來，而它最後的命運是我們家在一九六○年初改建時，隨著一批舊物給收破爛的收走了。

然後在一九六二年我們飛躍式地有了一台立體身歷聲的33轉新式電唱機。

老巷裡傳出的美黛〈意難忘〉

在有了這台立體音響新式電唱機後，父親先是買了幾張輕音樂唱片，然後有一天他竟帶回家一張美黛的國語流行歌《意難忘》專輯。在當時台南基本是閩南語的環境中，我們小孩十分驚訝，不知道父親在外邊的商務應酬場合還會聽國語流行歌。父親放上唱片，美黛柔美的歌聲從這台新買的立體音響流出來：「藍色的街燈，明滅在街頭，獨自對窗，凝望月色，星星在閃耀。我在流淚，我在流淚，沒人知道我。啊……啊……誰在唱呀？遠遠輕輕傳來，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愛唱的那一首歌……」雖然那時這種兼當一般家庭客廳擺設的音響，以現在的標準來說還頗粗糙，但對第一次接觸到立體音響的我們小孩子，美黛的歌聲有如天籟，尤其那時還留著對家裡那部手搖舊唱機所唱出來的那些逐漸失聲的老唱片的殘餘記憶。

美黛《意難忘》這張33轉唱片只有十吋大，包含了〈意難忘〉這首主題曲及其他歌謠，是台灣流行音樂的大事，據說賣了上百萬張，是台灣流行歌謠用唱片形式進入一般家庭的開始，開啟了新一代偶像歌星的時代，並啟動了蓬勃的台灣流行歌產業。不僅如此，那也是國語流行歌進入一般本省家庭的先聲，尤其進到了台南府城的老社區。

33轉長時間唱片不僅促成了國台語流行歌的蓬勃發展，也成為各種音樂在台灣得以風行的重要媒介。西洋熱門音樂、日本歌謠，還有西方古典音樂，都藉著33轉唱片的大量翻版，成了一般人容易接觸到的東西。於是開始有了「唱片行」這個新行業，每條大街每個鬧市都會有一家。當時除了有版權的國台語流行歌唱片外，其他都是翻版的，因此價錢不貴，成了一般大眾可以享受的東西。那時還沒有所謂的國際版權公約，美國也還未在意台灣這塊市場，無所謂盜版問題。而原版唱片價格之高令人咋舌，在那時是台灣絕大多數家庭買不起的。那時飽餐一頓不超過台幣五塊錢，一張翻版唱片十幾二十元左右，而原版唱片則高達數百元，是一般人一個月的薪水，只有鐘鳴鼎食的富貴人家才負擔得起。

也就在一九六○年代初我還在讀小學那幾年，有了電唱機與33轉唱片，各種音樂遂傳布得很快，幾乎是從無到有，有種爆發的感覺。那時流行著一首英文歌〈More Than I Can Say〉，中文譯作〈愛你在心口難開〉。班上一位十分俊俏的男生跟著唱片學唱，雖然英文半句不通，只是在模仿那種聲音，他也學著電影上的貓王，用力地扭動著屁股與四肢，大聲唱著「Wow wow yea yea,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他咬字不清地唱著，還讓人以為他唱的是日語，但是他唱出美國歌謠的那種輕快放縱的舞曲節奏，卻是不容置疑的。

比起父母那一代人在年輕時候能享受到的音樂資源，我們真是有如音樂暴發戶。母親曾回憶說在一九三○年代初他們年輕人必須聚到朋友家去聽剛發行的〈望春風〉唱片，而住在台南五條港老社區的她的大堂哥（我稱呼大舅）遠遠風聞，還不辭辛勞趕來學唱。曾在台南商職教書的三舅（母親的三堂哥）在一九五○年校慶時上台演唱了〈月夜愁〉與〈春宵吟〉兩首老歌，讓他的學生畢生難忘。他則回憶說這兩首歌謠是他在一九三○年代「在專賣局服務時，花了不貲的金錢在天國咖啡廳請咖啡女郎親授的。……不意二十年後在南商校慶會上派上了用場。」可以想見父母那代人年輕時候音樂資源的匱乏了。

如此我們這些戰後出生的嬰兒潮靠著一九六○年代廉價翻版唱片的豐富資源，成了台灣的第一個現代音樂世代，得以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多樣的音樂，也鋪下後來台灣流行音樂榮景的基礎。


去買張貝多芬吧！

美黛的《意難忘》是家裡的第一張流行歌唱片，父親自得其樂，我們小孩目瞪口呆，驚為天籟，母親卻皺起眉頭。母親的不滿除了因為我那時已經進入初中聯考的準備期，怕會影響課業外，她還覺得那是父親從商業場合帶回來的低俗東西。母親阻擋不了父親購置這套音響設備以及流行歌唱片，卻想出了她的反制之道。她認為我們小孩應該學習聽「高尚的」音樂，於是有一天就拿錢給我們，要我們「去買ベトベン的唱片來聽」！我們知道母親口中的「ベトベン」就是國語的「貝多芬」，這個偉大的名字我們早就聽過讀過，卻不知道他的音樂究竟會長得什麼樣子。

我們兄弟倆走到有著熱鬧夜市的友愛街的一家唱片行，記得老闆是當時一位年輕台語歌手黃秋田。我們楞楞地問他ベトベン的音樂，要他推薦一張ベトベン最好的唱片。他看了一下這兩個毛頭小子，轉身去拿出一張唱片來向我們說「這就是ベトベン最好的」！這張唱片上印著的是《貝多芬第五號命運交響曲》，很高深的名字，我們興奮地買下這張唱片，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來。

這是我們家第一張西洋古典音樂唱片，既是貝多芬，又是交響曲，竟然叫做命運，讓我們心中充滿敬畏。回家後放上唱片，頓時唱機傳出時而像廟會的喧天鑼鼓與震耳的鞭炮聲，時而又像低迷沉悶的催眠曲，聽不出有何順耳旋律，實在不覺得好聽。但我們還是抱著崇敬的心情，耐心而努力地聆聽了一遍，足足用了四十分鐘的時間，心想這才是偉大音樂的深度與長度，而那個C小調三短一長的「命運動機」也要聽過多次之後才得以識別而銘刻於心。

我還記得這張唱片的指揮是老一輩的華爾特（Bruno Walter），我們後來還買了不少他指揮的其他交響曲。此後我們就開始聽起了西方古典音樂，而擔心我們朝美黛方向發展的母親，對我們這個新學到的品味頗感欣慰，也就在購買唱片的零用錢上十分寬大了。

黃秋田流行與古典兼賣的唱片行很快就不能滿足我們新開發的胃口，我們遂在西門路找到一家專賣西方古典音樂的唱片行，看店的是位懂得不少音樂的年輕女子。雖然是只有三、四坪大，僅容轉身的一個小店，全台哪家出西洋古典音樂的唱片廠像亞洲、鳳鳴等，出了新曲目這裡都會有，而且還可以試聽。她會讓顧客坐到小店後邊的小角落，拿出已經開封的唱片放到一台小唱機上播放。台灣那時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知識才開始累積，這家小店雖然簡陋，卻提供了愛樂者直接的音樂服務。

從蔡誠絃的バイオリン到趙琴的音樂風

偉大的音樂總是需要介紹、解說與詮釋，我們於是在收音機上找到了一個介紹西方古典音樂的節目。那是在中廣台南台第二廣播部分，一個專用閩南語播出的頻道，是當時台南師範的音樂老師蔡誠絃先生主持的節目，全程用如同母親那般的優雅閩南語介紹西方古典音樂。蔡誠絃在日據時期完成其音樂教育，因此提到音樂家人名、曲式或樂器這些專業用語時，雖然有些可用漢字翻譯，有些則直接使用日文外來語。譬如貝多芬他就說「ベトベン」，小提琴他就說「バイオリン」，其他像交響曲、奏鳴曲等術語則大半都能用閩南語講得頭頭是道。

他的節目是當時台南地區喜愛西方古典音樂的青少年的啟蒙教育，我們兄弟倆就如此用閩南語學到了交響曲、協奏曲、奏鳴曲這些詞彙，一些基本曲目都從這節目聽來，他還教聽眾區別當時兩位小提琴大師海飛茲和艾爾曼的不同演奏風格。跟著他的介紹與解說，我們逐步從貝多芬聽到了西貝流斯，從交響曲聽到了室內樂。

我從未見過蔡誠絃，一直把他想像成那時當紅歌星文夏的模樣，因為他的聲音就像文夏那樣溫文悅耳，讓你恍若在聽文夏介紹西洋古典音樂。其實文夏本人的音樂素養頗高，而他那時所唱的閩南語流行曲的歌詞，也都十分文雅，我當年的這個想像並不太離譜。

蔡誠絃的那個已經忘名的西方古典音樂節目，在我讀初中後停播了。但是幸好趙琴在中廣主持的「音樂風」在一九六六年開播，及時銜接了這個中斷。趙琴每天晚上整整一個鐘頭的音樂風節目不只是銜接，還在深度與廣度上都超過蔡誠絃所曾涵蓋的，從十八世紀的古典樂派聽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樂派，從巴哈、韓德爾聽到史特拉文斯基、蓋希文。這個節目是全台聯播的，呼應著戰後新生代學習聆聽西方古典音樂的熱潮。當然那時台灣發行的西方古典音樂唱片的曲目也是越來越豐富，而跟著這個風潮成長的愛樂者不僅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高。

對我們這些中學生而言，那時趙琴「音樂風」的開播是個天大的消息，大家都很興奮，簡直可用奔走相告來形容。於是我就從蔡誠絃夾雜著日語詞彙的閩南語音樂語言，轉到了趙琴的國語音樂語言了。而每天晚上有了音樂風節目，即使只是每晚一個小時，也足以抒解白天在學校的沉悶時光，尤其是趙琴溫婉如大姊般的聲音。

那時台南一中有個愛樂小團體，經常互相交換唱片，切磋音樂知識與信息。其中一位吳姓學長在畢業後準備重考大學期間，在南一中與成功大學比鄰的勝利路上開了一家西方古典音樂專賣店，這家店後來又被有不少南一中校友的成大愛樂社接收經營。可見六○年代那時，隨著平價唱片的傳播，西方古典音樂在台南的青年學生中所造成的影響...（※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3期七月號）


作者簡介：鄭鴻生
台灣台南人，民國四十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電腦網路公司與資策會，現從事自由寫作。著有：《揚帆吧！雪梨》、《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等。

布拉格憂鬱：昆德拉與二十世紀捷克文學　／台北．裴海燕．文

今天在中文世界談起捷克文學，昆德拉無疑是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昆德拉之外，讀者較為熟悉的尚有卡夫卡、赫拉巴爾、哈維爾；哈謝克的《好兵帥克》也時常被提起。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些作家具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且他們的作品多少已被譯為中文。但是，除了他們之外，捷克其實還有許多精采的作家和作品。

一、
談到二十世紀捷克文學，尤其是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建立後的民族文學之前，必須先提到所謂的「德語捷克文學」作家：他們是長期居住於捷克境內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多半也都出生在捷克，且將波希米亞或摩拉維亞（Moravia）視為自己的家鄉。這群作家裡面，布拉格的猶太文學首推最具影響力、討論人的孤獨異化且頗具存在主義韻味的卡夫卡、以宗教議題為創作母題的魏菲爾（Franz Werfel，代表作如《聖女之歌》）以及違背卡夫卡遺言出版卡夫卡大部分文學作品的布勞德（Max Brod），當然還有著名詩人里爾克（R. M. Rilke）。


捷克文文學的空前發展必須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直到一九三九年納粹占領捷克，此一時期常被稱為捷克文學的黃金時期。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以後，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們終於能夠擺脫那些充滿了感時憂國的主題和精神，而充分發揮文學本身的美學要素，最具代表性的小說家包括恰佩克（Karel Čapek）、哈謝克（Jaroslav Hašek）、萬丘拉（Vladislav Vančura），詩人當推納斯瓦爾（Vítězslav Nezval）、塞佛特（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霍拉（Josef Hora）、哈拉斯（František Halas）、霍蘭（Vladimír Holan）等。

恰佩克（1890-1938）為一九三六年諾貝爾文學提名者之一。他是一個才華多元的作家，除了科幻文學之外，也寫偵探小說、長篇小說、戲劇、散文，甚至於還寫了一本有關園藝的專書《恰佩克的祕密花園》。除此之外，恰佩克與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屆總統、著名思想家和哲學家馬薩瑞克（Tomáš G. Masaryk）是好友，兩人經常聚會並討論世界問題，恰佩克後來將他們的對話記錄出版，是為《與馬薩瑞克的對話》（Talks with Tomáš Masaryk）。

圖說：布拉格舊城，70末或80初攝。圖中標語：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一起，邁向社會主義的新勝利。（攝影／Karel Steiner）


恰佩克的作品充滿了一種特殊的幽默感，尤其擅長於描寫現實生活及普通的小人物；然而，使他聞名於世的卻是科幻文學（包括小說和戲劇），他可視為歐洲科幻文學的創立者之一。不過，恰佩克的科幻作品不重科技和太空旅行等情節，反而對人類未來在地球發展的可能性進行探討，涉及到的議題包括量化生產、原子武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等。他發明了「機器人」（Robot）這個字；Robot在恰佩克一九二一年的劇作《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R.U.R.，即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出現，後來這個字透過英文傳遍世界各國。

恰佩克與英國作家赫胥黎、歐威爾的世界頗為相似，重要作品包括《馬克普羅斯事件》（The Makropulos Affair）、《極絕之大》（The Absolute at Large）、《克拉卡蒂特》（Krakatit；又名《原子空想》）、《山椒魚戰爭》（War with the Newts）。慕尼黑協定後，恰佩克拒絕離開捷克，一九三八年死於肺炎。
塞佛特（1901-1986）為詩人、散文家、記者、翻譯家，出生於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布拉格，一生未曾完成中等教育。高中時他多半在啤酒館消磨時光，給他買杯啤酒，他就作一首詩給你聽。塞佛特本為共產黨員，並參加幾份宣揚共產意識形態刊物的編輯工作，為上世紀二○年代布拉格前衛藝術圈子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一九二九年塞佛特與六個重要作家一起脫離共產黨，此後，直到一九五○年代，塞佛特從事記者工作，並於一九四九年成為職業作家。一九三六、一九五五和一九六八年塞佛特曾獲捷克境內重要的文學獎，並於布拉格之春運動前後擔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的主席（1968-1970）。一九七七年他簽署「77憲章」的請願書，參加對抗共黨的團體。
塞佛特的詩集多半在捷克境外出版。一九八四年獲得他諾貝爾文學獎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媒體對之避而不談，他的喪禮也由祕密警察監督。跟其他共產時期被禁的作家或流亡作家一般，塞氏的詩集必須等到一九八九年「絲絨革命」後，方能在捷克大量出版。



二、

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議簽定後幾個月，德國迅速併吞捷克斯洛伐克。納粹主義對捷克文學的負面影響非常大，許多作家以及藝術家們都遭到殘酷的迫害，甚至於犧牲了生命，例如萬丘拉、約瑟夫‧恰佩克（Josef Čapek，著名的立體派畫家、作家恰佩克的哥哥）、弗切克（Julius Fučík）、柏拉切克（Karel Poláček）、歐拉頓（Jiří Orten）等人。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題材出現在很多捷克作家的作品中，例如史高沃歷斯基（Josef Škvorecký）早期的一系列小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對猶太人的滅族（Holocaust）主題則成為盧斯蒂克（Arnošt Lustig）、弗克什（Ladislav Fuks）等人的創作命題。弗克什的《火葬者》（The Incinerator of Corpses；另譯The Cremator），陳述了納粹統治後一位火葬者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竟將自己的猶太妻子和兒女活活燒死的殘酷故事，尤其令人覺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一九四八年二月共產黨奪權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陷入達四十年極權控制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檢查制度不僅影響到了保守主義者、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主義者，同時影響到原本具有改革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背景卻無法認同社會寫實主義（1950年代捷克藝術主流）教條的作家如泰格（Karel Teige）、科拉熱（Jiří Kolář）等人。有的作家入獄甚至被判死刑。可是，另一方面，不少超越政治獨斷論的傑出作品則於同期誕生，只是這些作品往往要等很多年才會被批准出版。昆德拉、史高沃歷斯基、赫拉巴爾、克利馬（Ivan Klíma）等都是在五○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自由化時期嶄露頭角的。

到了一九六○年代，尤其是一九六○年代後半葉，人民對極權制度的不滿情緒日漸增長，同時檢查制度亦較為寬鬆，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布拉格之春」被鎮壓間大約八年的時間因此被稱為「捷克文學自由化發展」的時期。在此過程中，文藝刊物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其中最有名首推《文學新聞》（Literary News），另外幾個年輕一代文化人士所經營的雜誌如《面孔》（Face）也頗為重要。許多過去被禁的作家也在這段時期發表作品。

捷克作家和執政當局的最大交鋒發生於一九六七年第四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大會。昆德拉、哈維爾、克利馬和科胡特（Pavel Kohout）不僅出席並且發言，其中以華朱力克（Ludvík Vaculík）宣讀的「兩千字宣言」（Two Thousand Words Manifesto）最具批判和挑戰性，響遍國際。他尖銳批評共黨對人民生活無所不在的控制與鎮壓，並要求制度的開放和個人權力制度的建構。不過，「布拉格之春」最後敗於華沙公約的坦克之下，所有參加該運動的藝術家和其他個人、團體都遭到嚴格的處罰，導致大批捷克斯洛伐克移民潮，選擇留下來的作家們則重新被列入黑名單。

昆德拉、哈維爾和赫拉巴爾已為中文世界所熟知，以下遂簡介三位讀者較為陌生的二十世紀捷克作家：克利馬、史高沃歷斯基和華朱力克──

１．克利馬（1931-）是出生於布拉格的捷克猶太裔小說家與劇作家。二戰期間克利馬同父母兄弟一起被送往集中營，幸好全家都倖免於難。不料，一九四八年布拉格政變後，克利馬的父親再次入獄，此一事件帶給克利馬另一個強烈的打擊，更鞏固日後他反對一切極權制度的決心。他的小說與昆德拉非常相似，只是克氏的作品政治性比較強。昆德拉愈到晚期，尤其《不朽》問世以後，小說的政治性逐漸被哲學思考取代。相形之下，或重或輕，克利馬的創作不曾放棄政治性，其探討的議題包括人類的殘酷本質、以及極權主義陰影下的個人如何竭力確保自我價值觀的種種可能性。早期克利馬著有系列小說集如《我快樂的早晨》（My Merry Mornings）、《我的初戀》（My First Loves）、《我珍貴的行業》（My Golden Trades），後來他開始長篇小說的創作，譬如《愛情與垃圾》（Love and Garbage）、《被審判的法官》（Judge on Trial）、《等待光明，等待黑暗》（Waiting for the Dark, Waiting for the Light）等。

２．史高沃歷斯基（1924-）是小說家（作品甚至涵蓋偵探小說）、政治和文學評論家、翻譯家、編輯、詩人。年輕時先念醫學，一學期後轉習英文和哲學。一九五○年代史高沃歷斯基擔任教師、記者和翻譯，他同一時期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旋即被查禁。「布拉格之春」以後，史氏與妻子Zdena Salivarová移民到加拿大，任教多倫多大學英文系。夫妻倆一九七一年創立的「六八出版社」，將一本本在捷克境內被禁的「地下出版品」於海外出版（大部分用捷克文，也有部分以譯本形式出版）。在兩人慘澹經營下，六八出版社二十多年間（1971-1994）共有兩百二十五種出版品。
史高沃歷斯基的作品多半用捷克語寫作，小說母題包括極權體制及其殘忍、流亡者及其經驗等。他創作的一大特色是其獨有的幽默，輕佻卻不淫穢。相對於昆德拉關於情慾與形而上的糾葛或是赫拉巴爾作品中呈現的半酣智者形象，史高沃歷斯基的小說帶有蠢動的青春氣息。代表作品包括《懦夫》（The Cowards）、《小鎮情事》（The Swell Season）、《人類靈魂工程師》（The Engineer of Human Souls）等。此外，史氏也有不少非虛構（non-fiction）的文學作品，包括音樂（爵士樂）、政治、文學、電影評論等。昆德拉喻之為「懷疑論的嘲諷高手」。

３．華朱力克（1926-）為小說家、評論家和記者，父親是木匠。年輕的時候華朱力克曾在捷克著名的製鞋公司巴塔（Baťa）工作，中學畢業後就讀布拉格政治與社會高等學校。大學畢業後換了幾次工作，繼而擔任記者和編輯，並開始寫作。一九四五至一九六八年間華朱力克是共產黨員，一九六八年後他參與地下文學，並建立自己的地下出版社兼雜誌社：「掛鎖」（Petlice）。

直到今天華朱力克每個星期還為《人民報》（Lidové noviny）寫一個專欄，探討的面向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他擅長寫feuilleton（即文藝專欄）式的作品，他的小說代表作則包括《斧頭》（The Axe）、《天竺鼠》（The Guinea Pigs，台譯《實驗室老鼠》）和《捷克夢境書》（The Czech Dreambook）。其中《捷克夢境書》堪稱其最重要的作品，是一本日記體小說，描寫捷克地下文學工作者的生活和經驗，具高度自傳性。

三、

接著一九六○年代的自由化運動，共產黨重新開始鎮壓所有與國家意識形態牴觸的作家和作品。有些作品擺盪在正統與非正統文學之間的灰色地帶，故經歷了嚴格的檢查、修正後，仍舊可以出版，例如赫拉巴爾的一些作品。因此，地下出版品及地下文學（Samizdat）成了捷克文學界一個新的現象／領域。這些用打字機來複製的出版物代替了過去的文學刊物與文學溝通（literary communication）。地下出版社堪為彼時獨立思考與獨立、自由文化的基地與安全島，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屬華朱力克的「掛鎖」。地下出版社的黃金時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77憲章」的團體建立以後；兩者互助合作，地下出版社在「77憲章」的團體活動時常扮演著重要角色。

地下文學之外，一九三○年代末期以降，流亡文學成為捷克文學另一個重要的發展脈絡。二十世紀曾經有三股較大的捷克文藝人士移民潮——

第一波文化移民在慕尼黑協定後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文學移民大多集中在紐約與倫敦，如赫斯多福斯基（Egon Hostovský）的作品多在美國出版等。兩位著名捷克演員、劇作家和喜劇演員沃斯克維茨（Jiři Voskovec）和維利赫（Jan Werich）在英國的BBC工作，並籌備美國廣播電台（America Broadcasts）一系列叫做「捷克之聲」（Czech Voice）的節目。此外，許多捷克斯洛伐克刊物在國外出版。

一九四八年共產黨政變後，一波不願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人士選擇移民國外，例如丘皮（Jan Čep）和布拉特尼（Ivan Blatný）等。詩歌（以充滿懷想情緒或直接抨擊共產制度的詩歌居多）及報導文學為其主流。此為二十世紀第二波捷克流亡文藝人士。

第三波文藝人士則是在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被鎮壓後離開捷克斯洛伐克，如昆德拉、史高沃歷斯基、科胡特等。自一九七○年代起，流亡文學，包括由流亡作家的創作以及他們替滯留家鄉的作家們所出版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且越具重要性。大多當時的捷克文學作品都是只在國外出版或其第一版先行在國外上市（當然，這些禁書必須先偷運到國外）。捷克斯洛伐克境外最重要的捷克出版社首推「六八出版社」。當時另外一個捷克文出版社和捷克移民文學中心在西德的科隆。

一九八九年絲絨革命、共產黨下台後，喪失信用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解體了，新的捷克作家協會成立，新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共產時期的禁書陸續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問世。老一輩的作家之外，年輕作家們嶄露頭角，最受讀者以及批評家的歡迎當推維耶維格赫（Michal Viewegh，台譯「米哈‧伊維」）、吳魯班（Miloš Urban）和胡洛娃（Petra Hůlová）等。同時，很多捷克作家選擇繼續留在國外︰早在一九八一年入籍法國的昆德拉、長居維也納的劇作家╱小說家科胡特、長居加拿大的史高沃歷斯基等。

維耶維格赫（1962-）是當代最受歡迎的捷克作家之一，原本是小學老師，後來是記者，目前則為專業作家。一九九○年代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今天他的小說在捷克作家裡面銷路最佳，且幾乎每一本都被翻拍成電影，如《悲慘生活的極樂時光》（The Blissful Years of Lousy Living）、《在波西米亞養育少女》（Bringing up Girls in Bohemia）、《觀光客》（Holiday Makers）、《寫給女人的小說》（Women's Novel，台譯《6封布拉格地鐵的情書》）等。維氏擅長運用輕鬆的節奏、令人莞爾的諷刺和對話來描述當代捷克人的浪漫愛情和其喜怒哀樂。其作品往往由生活出發，同時把對歷史、社會、文化的反省穿插於敘述之間，使得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變得立體，頗足以供人思索尋味。不過，亦有論者認為其作品（尤其是維氏的新作）不夠深入，過度迎合讀者口味，本本依樣畫葫蘆...（※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3期七月號）

作者簡介：裴海燕（Jana Benesova）
一九八一年生於捷克卡洛維伐利，捷克帕拉茨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中、英語言╱文學碩士，論文專研王文興《家變》中之現代主義小說技巧。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言學系講師，同時就讀該校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研究方向包括戰後台灣小說、現當代中國文學、女性文學。曾發表關於蘇青的論文〈平實而熱鬧之外〉、關於蘇偉貞的論文〈從對愛情╱知識之追求到另類世界的魅力〉。

鄉在未知的前方——李渝談新作〈待鶴〉
〈待鶴〉的故事像一幅典麗的山水畫卷緩緩從眼前開展。先是喜馬拉雅山的崇山峻嶺，黑頸鶴盤旋在不丹的寺院金頂；再轉到歷史畫面：北宋最賦藝術才華的皇帝宋徽宗，見群鶴飛翔奇觀為之動容，凝神繪《瑞鶴圖》……。鶴的祥瑞象徵，對於身處家國危難的宋徽宗，隱含了超越苦難的引領期盼。接著，鏡頭回到敘述者本身，在紐約與一位不丹公主相識，開啟了兩次帶有「渡引」意義的不丹之旅。同時，敘述者徘徊在瀕臨崩裂的精神困境，顫顫危危行經了生命的幽谷。

李渝在六○年代開始了小說寫作，《溫州街的故事》...

【編輯室報告】抒情的回聲 周昭翡

【語鋪子】名‧聲 編輯部

【愛說書】家離水邊那麼近 羅云普
　　　　　昨日不可留 林玲安

【黃羊川】黃土地的教養 劉嵩

【心靈解碼】愛與關懷 林幸惠

【封面人物】溫州街的尋鶴人──李渝
　　　　　　待鶴 李渝
　　　　　　等待的藝術──李渝〈待鶴〉 王德威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 駱以軍
　　　　　　鄉的方向──李渝和編輯部對談

【世間的名字】同學與家人 唐諾

【專欄：這就是民國】移家只向愁邊住 張大春

【專欄：理論大師的文藝情愫】布希亞：迷失在擬仿現實中 楊小濱

【特別連載】萬轉千迴：看《小團圓》記（完） 鍾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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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刊載】捷克精神與布拉格憂鬱──昆德拉及其外的二十世紀捷克文學 裴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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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後來 劉梓潔

【特稿】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 傅光明

【那些人那些事】從美黛到蕭斯塔科維奇：一九六○年代府城一個角落的眾聲喧譁 鄭鴻生

【場邊故事】老陳故事 陳金鈴

【CEO生命閱讀】閱讀北投風華，浸享溫泉之美 ──專訪水美溫泉會館董事長、台北市溫泉發展協會理事長周水美 田運良、林瑩華╱採訪　蘇惠昭╱文

【七月小說】綠金龜的模仿犯 高翊峰

【編輯室報告】抒情的回聲 周昭翡

【語鋪子】名‧聲 編輯部

【愛說書】家離水邊那麼近 羅云普
　　　　　昨日不可留 林玲安

【黃羊川】黃土地的教養 劉嵩

【心靈解碼】愛與關懷 林幸惠

【封面人物】溫州街的尋鶴人──李渝
　　　　　　待鶴 李渝
　　　　　　等待的藝術──李渝〈待鶴〉 王德威
　　　　　　哥德大教堂與曼陀羅 駱以軍
　　　　　　鄉的方向──李渝和編輯部對談

【世間的名字】同學與家人 唐諾

【專欄：這就是民國】移家只向愁邊住 張大春

【專欄：理論大師的文藝情愫】布希亞...